与2556岁的圣贤聊“心得”的于丹、向世界报道“开国大典”的李普、被世人鉴定为“艺德双馨”的徐邦达，以及成就中国文坛亮丽风景的铁凝、绿原、牛汗、肖复兴……一个个丰满灵动的人物脱颖而出。他们在两位资深记者的访问中袒露真情……

　　打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枪

　　曾有人说：“中国近代史家中，如果只能挑出一个人来，我想一定就是章开沅。无论以其资历、成就还是气度、风范，都堪称当之无愧。”此话不免有些夸张，不过，早些年有一种说法：大陆真正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只有两个半，即陈旭麓、李时岳和半个章开沅。尽管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但章开沅在史学界的后来居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等身材，声如洪钟，神清气定，目光如炬，宽宽额头上的银发更显资深学者的风采。初次见面时，章开沅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严肃中透出一丝威严，让人敬畏有加。

　　1954年秋冬之交时节，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和华中师范学院的章开沅出面接待。他们陪同贝喜发博士参加了与武汉历史学者的交流，参观历史遗址，还特地为贝博士举行辛亥革命老人座谈会。座谈会上，当年的亲历者畅所欲言，提供了许多宝贵生动的资料。

　　这一切，使对生活有着火样热情的章开沅深受刺激和启发。他浮想联翩：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武汉关注、搜寻辛亥革命史料，而自己就在武昌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却对此熟视无睹？就这样，一次偶然的契机，使他研究辛亥革命史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

　　那时，高校和全国一样政治运动不断，说不清，道不明。1958年，章开沅下放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史研究自然被撂在了一边。

　　1959年，章开沅返回华师，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天赋聪慧又勤于思考的章开沅心中孕育着一个大胆的构想：武昌乃首义之地，如果能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50周年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该多好，此举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将作出较大的贡献。

　　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首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如期在武汉举行。会上，章开沅提交了两篇论文，受到与会的学术前辈吴玉章、范文澜等的高度赞赏。当时，这些老前辈情真意切地说：“不要停留于写论文，要努力写出辛亥革命的大著作来。”

　　通过这次会议，章开沅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涌现出风云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活跃的洋务派催生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立宪派等错综复杂的各个社会层面的人物与群体，都值得认真研究。对于史学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富矿，选题俯拾皆是。当时，全面启动撰写辛亥革命史这一庞大工程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从何处入手选题进行研究呢？章开沅陷入了沉思。

　　深思中，章开沅找到了灵感的火花：对，先从企业和企业主个案入手，再逐步扩大对清末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找到突破口，他兴奋无比。当他定位先从清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重要的代表人物张謇入手研究时，章开沅开始长途跋涉搜寻原生态实证资料，首次到张謇的家乡江苏南通和其他相关遗址参观考察，那浓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他犹如“身临其境”，受益匪浅。

　　经过不懈努力，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共120万字的长篇巨著成为此次盛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