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长女吴晓莲所著，从“家人”的角度，以真挚的感情、白描的写作手法、质朴的语言生动展现了一个名门家族的传奇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家史。书中附带了大量珍贵老照片，通过这些老照片鲜活地再现了三代知识分子质朴的生活态度。

　　抗战中离开南京

　　当邓季惺感觉到南京已处在战争的危险之中时，她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全。她马上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上海，心想上海的租界也许是孩子们的安身之地。但是刚到上海就发生了“8·13”淞沪战事，上海也不安全了，于是又马上返回南京。两天后，四个人再次启程，乘上了回老家重庆的轮船。重庆有孩子们的外婆，孩子们叫她“家家”，大概是取“家婆”之意吧。邓季惺把孩子们托付给母亲，自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只身重返南京了。

　　这次邓季惺在重庆放下孩子匆匆赶回到南京，就是要和丈夫一起抢在战争的烽火烧到南京之前，将《新民报》报社转移到大后方去。然而，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要知道，那时候战火已经一天天向当时的中国首府南京逼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南京已经可以听到从四面包抄过来的日本士兵的皮靴声了。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西迁重庆，一时间，好像整座城市都在仓皇撤退。那么船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搞到一艘不但可以乘几十号人，而且还可以装载中型印刷设备的轮船呢？

　　这时的《新民报》，虽然还在每日一号地出版着，但是许多机器和物资已经装箱打包了，而去重庆的轮船却还没有着落。多亏平日广交朋友的陈铭德，四处奔走，又巧用妙计，终于在11月27日带着设备和40余位员工登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艘轮船逃离了南京。16天之后，日军占领南京城，所到之处血流成河。

　　和许多流亡的人们一样，这次逃难迫使陈铭德和邓季惺暂停了事业，也耗尽了钱财。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员工伙食和零用，还是陈铭德和邓季惺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然而到了重庆，重振旗鼓之时，他们可就不是一般的西迁人士可比的了。他们是本地人，言喜本地语、餐喜本地食。他们其实一辈子骨子里都是四川人。打我懂事的时候起，爷爷奶奶已经在北京住了20多年，可是他们在家里还说着四川方言，而且每天必食我奶奶亲手做的美味无比的四川泡菜。

　　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自从来到重庆，一直住在外婆那个取名为“澹园”的家里，胖胖的外婆对吴敬琏特别宠爱，为了逗他开心，她别出心裁地在房门上挂起一块白布帘，自己在帘子后面手舞足蹈，给帘子前面的小外孙演皮影戏哄他开心。她还经常嘱咐两个姐姐让着弟弟，说：“他可是吴家的根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敬琏的外婆吴婉虽然是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妇女，但是因为女婿的早逝，她在“传宗接代”方面的传统观念还是被强化了。

　　吴敬琏和两个姐姐被送回重庆后不久，也住在重庆的吴竹似的母亲和姐姐，吴敬琏的祖母和姑姑，得知孩子们回来了，便每个周六将三个孩子接到吴家去住。那边的祖母对自己唯一的孙子吴敬琏自然也是疼爱有加。

　　重庆虽然是大后方，但随着抗战的深入，这里也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日军的空袭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不但《新民报》报馆的宿舍被炸，邓季惺的耳朵本来就不好，几经轰炸后变得半聋了。但是，最让邓季惺担心的是她的孩子们的安全，1939年夏天，邓季惺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了自己开办并兼任所长的“七七幼儿园”，因为那里是较少受到空袭的重庆南岸，而且便于随时照顾他们。这时候，邓季惺和丈夫已经在与重庆市区一江相隔的江北新村买了地，开始盖自己的花园洋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