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稷山县三名科级干部印发材料批评县委书记李润山，并将材料匿名寄给当地各级领导。事发后，当地检察院对其中两人以诽谤罪提起公诉。近日，第三名被告也结束一审，法院同样认定诽谤罪成立。

　　此案自始就是一桩看得见的不公，因为将一起自诉案件定为公诉案件，本身就已经违背了程序公正。我们知道，在现代法制中，程序是最重要的一环，它使得法院判决具有可监督性和可预测性。如果程序不公，判决再怎么公正也是不公正。

　　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有句名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我们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也就是说，人们尊重法官判决，并非因为他异于常人的智慧，而是因为他首先代表了程序。

　　程序不公必然导致实质不公。在判决前两名被告时，面对公诉形式明显违法的质疑，当地公安局的回答是，此事影响很大，后果严重，况且没有人报案，只能走公诉程序。法院的判决是，此事非公民个人所能查清，故此案符合公诉程序。我不知道，今后若遇他人诽谤，“非公民个人所能查清”，稷山县是否人人都能享受此等待遇？我只知道，这案件甚至谈不上司法公正与否，在审理过程中，司法根本就形同虚设，它只是在执行权力的意志。“苏三起解”的家乡，再一次成了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这是继彭水诗案后又一起权大于法的案件。与彭水诗案不同的是，此次事件中，网上不时见到如此议论：李书记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深受老百姓拥戴，稷山县有今天，全是靠他领导有方。如果诋毁李书记，便是诋毁稷山的大好形势，故尔不应姑息。

　　看了这样的议论、报道，我感到悲哀。也许这位李书记的确是个改革人才，对稷山县的发展居功至伟。假如李书记采取自诉形式，无论其结果如何，这起案件都可能会成为一桩改革的新事物。然而，改革的悖论似乎也就在这里，我们常看到，一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往往也是无视规则甚至法律的。这说明，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今天许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权力社会，甚至认为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故往往能放任和容忍权力的滥用。老百姓即使受了冤屈，也只是寄希望于更高的权力予以纠正，于是清官情结勃焉，上访制度兴焉。

　　这件事凸显现存司法体制造成的问题，地方一把手权力太大，当地公安、检察和法院都必须服从其领导，因此明知此案程序上有问题，面对社会舆论质疑，仍然坚持判第三名被告有罪。公权于是成了私权。

　　事实上，此次案件的起因也是因为这种绝对的权力机制所致。正如一名当地原基层干部所说，领导直接掌握干部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谁也不敢当面提意见，只好采取暗地告状的办法。

　　此案一判，就等于警告天下举报人，不管你证据如何确凿，总能找到一点“不实之词”，你就会因“恶意诽谤”而判有罪。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改变目前各地地方官员滥用权力问题，就必须使法官在判案时能真正排除权力因素。如果不是这样，诸如彭水诗案、稷山案的事例还会层出不穷，整个社会舆论也将会陷入“反腐疲劳”中而愈益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