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5月14日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

　　（5月15日《现代快报》）

　　联想到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要求降低高中择校费直至完全取消高中收费，我认为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和国民基本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打算用实际行动逐步推进。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启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都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低工资、低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的道路，并以公民普遍的“过劳”和环境普遍的恶化为表征。因此，即使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角度来看，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普通职工的工资，也已是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后起之秀印度已经在和我们进行一场“龟兔赛跑”。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一直维持在两位数，这两年宏观调控后有所下降，但2004年仍维持在9．5％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也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三次超过8％。这说明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资本方的腰包，GDP增长得越快，普通劳动者相对越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前者富国寡民，后者则藏富于民。

　　中国工资的基本面有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行业差距巨大；三是薪酬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

　　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大差距达到50倍以上。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

　　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平衡税收与工资的关系，还是打破和平衡垄断行业的收入，还是均衡国企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还是破除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都非市场所能为。

　　能够在多大幅度上提高和均衡国民工资收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民为邦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一个是薪酬增长率适当高于GDP增长率的概念，另一个是薪酬结构公平的概念。

　　据悉，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要求全市企业参照3%为涨幅的“下线”，给包括一线职工在内的劳动者涨工资。

　　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涨薪标准就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确定薪酬涨幅高于GDP的标准，更没有确定低收入阶层涨幅必须远高于高收入（特别指管理层）阶层的公平标准，而是将使更大的不公平隐藏在了“平均涨幅”的歌舞升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