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网上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教育部辟谣：未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做硬性规定”。难道规定大学语文开课与否要上升到辟谣的高度？不过我还是很认同该新闻本身的，它显示了国家权力机关在权力运作上的某种自律。教育部对大学语文的课程只是希望和建议，但并未规定。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因高校课程设置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教育部并未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做硬性规定，该课程如何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

　　这位发言人的姿态很好。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实质上是指令性经济，那个时代的教育当然也是指令性教育。现在，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亦应摆脱指令性教育的格局，往自由教育的方向发展。落实到课程上，各高校开什么课以及如何开，就属于高校自由教育的范畴。教育部在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上比较好地做到了非指令化，令人称道。但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在一些课程上，全国一盘棋的状况依然存在，教育部的指令性权力也依然高悬。这是课程之间的不平等，在此，希望教育部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约束自己的指令性权力。

　　我不仅赞成教育部不硬性规定开设大学语文课，而且在理论上我也不赞成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语文指的是语言文字，这是一种工具性教育，它是且只能是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国家义务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每一个人能有效地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国家与个人已经耗去九年时光，结果，大学生进了大学，还继续在课堂上学语文。那么，这个问题的排他性在于：要么中小学的教育任务没有完成，要么大学设置的这门课是重复和多余的。我们知道，大学语文这门课大致是从1978年开始的，它的提出者是当年南京大学的老校长匡亚明。但这门课的特殊背景在于，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文革十年对教育造成了全面的破坏，积重难返，以致大学教育还要补中学教育的课。今天，如果大学依然开语文课，要问的便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干什么的。

　　我不赞成大学开语文课，但我赞成大学开人文。尽管语文课可以有人文的内容，但人文课却并非语文课。两者不同的是：一个属于语言工具类，一个属于精神修养类。记得一次和朋友聊天时，我说目前中国大学课程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专业课，那是为了以后吃饭的。一类是思想课，那是用主义教育人的。针对这两种课群，我提出的补充是，用大学人文补充各类专业课，避免人成为单纯的谋生动物。我还主张用大学公民课补充第二类课，让学生在某一思想外再接受一些普世价值。作为补充性的大学人文课和大学公民课有不同的分工，前者关注的是个人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后者关注的是个人作为社会人，他的公共关怀。

　　和现行的大学语文相比，大学人文的意义在于，它是教养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尤其是在精神修为上。这个任务大学语文无以为之，它的命名就注定了它的局限。现下的大学语文教材多以文学类作品为主，按惯例，都是中文系以外的学生上的。人文不以文学为主，但可以包括文学，同时它更扩展到文学之外，还包括哲学、美学、艺术、史学、伦理学等内容。可见，和大学语文不同，大学人文是可以针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古老的《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象的观察，可以把握时季的变化；那么作为精神形态的人文，是用来化育所有的天下人。人，从自然人到文明人，正赖此教化之功，否则即未走出野蛮。

　　因此，严格地说，大学人文不是文化课，是文明课。至于此种课程的开设，当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读经典，那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当然，我们要读的经典，不仅是西方经典，更应该包括自身的传统人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