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4月，阳光明媚。记者来到北京市西直门附近的一幢普通住宅楼。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元帅身着军大衣的半身塑像，四周摆满了绿叶盆景，顿时让人感受到一份有别于平常人家的庄重。

　　“你们来啦，快进来吧。”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把记者带到客厅，他是朱德元帅的女婿刘铮。他的夫人、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正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候记者。近年来，朱敏身患多种疾病，患脑血栓和股骨颈骨折后，她已很少出门。

　　在客厅，朱敏与刘铮，两位年逾80的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父亲———80年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摸清敌情

　　亲自绘制兵力部署图

　　尽管从小不在父亲身边长大，但朱敏非常了解朱德元帅的戎马生涯，“老人家曾经和我们说过革命时期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南昌起义是爹爹第一次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领导的。”

　　1927年7月21日，朱德秘密由武汉返回南昌，主要任务是了解南昌的敌情，准备武装起义。他把敌人的兵力、指挥官的特点和部队布防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还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敌兵力部署图。8月1日起义时，贺龙指挥20军攻打驻藩台衙门的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时，就是按照朱德画的地图进攻，很快把五路军总指挥部门前的两个碉堡拿了下来。

　　起义中，朱德并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警察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然而，朱德巧使“调虎离山”计，设宴拖住了敌人的两个团长，使敌人的两个主力团失去指挥，保证了起义顺利进行。

　　后来，周恩来谈到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时，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在宜章发动“湘南暴动”。随后，朱德、陈毅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红四军，朱德出任军长。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是朱德在党内、军内的代称，他于1946年至1954年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接受“任务”

　　康克清“考察”未来女婿

　　退休前，朱敏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其实，我在苏联学的是教育心理学。”朱敏说，报考教育专业，是她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儿悲惨境遇后立下的志愿，然而，由于从小在苏联学习成长，“中文没有俄语好”的朱敏后来改教俄语，一辈子都在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

　　在苏联学习期间，朱敏不仅学有所成，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949年，在一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联欢活动中，朱敏认识了大使馆工作人员刘铮，而且第一眼就对这个“个头瘦高、面容英俊”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朱敏小1岁的刘铮，是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俄语学得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后跟随王稼祥大使赴莫斯科，参加大使馆筹建工作，负责安排中国在苏留学生的生活。

　　在朱敏眼中，刘铮“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而在刘铮看来，朱敏“善良正派，没有架子”。于是，两人在不断交往中擦出了爱的火花。

　　“在这期间，她还考验过我。”刘铮说，“当时朱敏有几个关系好的同学想帮她试探我，看我是不是真心喜欢她。她们用一个小计谋，派了另外一位女同学来向我示爱，经常找我出去谈话，试试我有没有三心二意。结果，试探没成功，我经受住了考验。”说到这儿，老人哈哈大笑。

　　刘铮忐忑不安地等待朱德的认可，“我们结婚是通过了层层审查的，很不容易。”

　　1952年，朱德夫人康克清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率团访问莫斯科，朱敏也随团参加活动。“康妈妈一直询问我的个人问题，这是爹爹交给她的‘任务’。”原来，朱敏与刘铮在苏联谈恋爱的消息传到了朱德的耳朵，他和天下父母一样，既高兴又有些担忧，于是让康克清到莫斯科访问时，趁机问一下情况。

　　听到朱敏表态后，康克清让大使馆安排刘铮送文件给她，借机见了这位未来的女婿，并与他交谈了一会儿。“刘铮走后，康妈妈对我说：‘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代表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朱敏知道，父亲一定会尊重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婚姻，让自己做主。

　　1952年底，朱敏与刘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留下外孙

　　把女儿女婿“赶”出中南海

　　结婚一年后，朱敏毕业了，两人回到祖国，与朱德一起住在中南海。

　　“我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与岳父见面。”刘铮回忆说，“那时候我感觉很拘束，因为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开国元勋。在回国前，朱总司令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非常崇高的形象。但接触以后，发现老人家非常祥和，非常朴实。他一再嘱咐我们，‘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地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也要尽量地俭朴，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维持家庭生活，照料你们自己的子女。’”

　　朱德元帅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一日三餐，一般就2个凉菜、一荤一素2个热菜，再加上稀饭和馒头等。”刘铮对岳父的勤俭印象深刻，“老人家特别喜欢吃四川泡菜，几乎每天晚饭都要吃。”

　　朱敏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哪儿都要“开荒”：“爹爹无论住在中南海还是玉泉山，都会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瓜果，他和康妈妈自己动手，刨地、播种、锄草、浇水、施肥。”朱敏说，这是父亲对晚辈们最好的言传身教。

　　回到北京不久，朱敏的第一个孩子刘建就出生了，这让年近古稀才当上外公的朱德喜上眉梢：“就叫‘建建’吧，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事隔多年，朱敏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天高兴的模样：“爹爹把婴儿小心地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

　　然而，就在朱敏休完产假，刚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上班不久，她和丈夫刘铮就被朱德“赶”出了中南海。

　　“爹爹提出来，你们刚回国时不习惯，在我这儿多住一段时间，但你们现在逐渐习惯了，要学会自力更生，提高自己自力更生的能力，应该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住。”朱敏一开始有点儿想不通，这不是挺方便的，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干吗要让我们单独生活？“爹爹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对我们说，我们和他一起住在中南海，生活太优越，容易脱离群众。他希望后代都自重自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爹爹还说，孩子可以留在他们身边，他和康妈妈来管，我们不用操心这个事，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到单位去住，和单位的群众打成一片，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对自己进步有好处。”

　　于是，朱敏与刘铮各自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与家人团聚。过了几年，北京师范大学给朱敏分配了一间单独的房子，刘铮从外交部的集体宿舍搬了过来，两人这才有了自己的家。《新民晚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