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人民共和国的将帅们大多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头戴闪耀着“八一”红五星徽章的大檐帽,身穿双排扣将帅礼服,胸前勋章与肩头星花交相辉映的英姿永存人们记忆当中———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泛传播了开国将帅们的传奇人生和不朽功勋,更通过摄影家手中的镜头,把他们的魅力和英姿,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和世界军事史上永远定格。
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建军27年后,才正式全面实行军衔制度。这次军衔制于1965年6月1日被取消,23年后恢复。
在迎接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后一幢静谧的小楼,采访开国将军贾若瑜。
今年已92岁高寿的贾老戎马一生,在他1931年参加革命以来的履历表上,记载着一长串军官职位和军事教育职务,其中“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主任”这个头衔,引起了记者特别的兴趣。
身着纯棉便装和布鞋的贾老依然保持着职业军人气质,更让记者吃惊的是他的记忆力。作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重要一页的亲历者,贾老对全军恢复军衔制的整个过程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
1983年初,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贾老接到中央军委发来了任命书: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要搞军衔制”,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3月12日提出的。贾老回忆道,当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多了起来,“我们出国去,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无论官兵,军装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很难与对方进行对等的谈判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需要恢复军衔制。
贾老告诉记者,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领导小组共有近十位成员,都是军委各总部和直属单位的“头头”。
在“军衔办”紧张开展工作的同时,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作出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衔制”。
军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
新的军衔制如何具体实施?贾老复述了邓小平同志当年亲口说的两段话:“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军职以上,一职三衔。”小平同志曾解释:“军职以上实行一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
于是,新起草的军衔制条例对1955年编制的军衔制等级设置作了调整。贾老告诉记者,“原来是将、校、尉各4级,有大、上、中、少,加上元帅是2级,一共四等14级。这次调整中取消了元帅;取消了大尉和大将,改为尉官和将官设上、中、少3级;校官仍设大、上、中、少4级。军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
贾老介绍,和平时期军衔等级简化,规格一般不太高,这也是世界各国军衔设置的惯例。
贾老还强调,军衔制条例的编制和起草非常复杂,从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
地方干部兼军职一律不授衔
兼任军职的地方干部授不授军衔,是军衔条例起草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贾老说,当时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志向军委提出,兼军职的地方干部要授衔。
“这个问题就大了!”贾老加重了语气。当时,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兼任武装部政委。如果要授衔,省委书记应该授少将、中将,地委书记授大校,县委书记授上校。“虽然兼任军职,但他们是以地方工作为主,你在这个地方给担任政委的他授了衔,他调到另一个地方的部门工作,不担任政委了,他也戴上个军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召集会议。会上,小平同志一言九鼎:地方干部一律不授衔,一律不穿军装;可以不担任政委,只担任军队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解决协调当地党政军方面的工作问题。”
医院护士到底授不授衔?
在“军衔办”工作的日子里,贾老和办公室的同志们跑遍了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和各总部大单位。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全军广泛调研,大范围听取并在《条例》中吸收了部队官兵对授衔的意见、建议。
贾老说:“部队各有各的意见,总部里、机关里的意见也不一样。”贾老举了一个例子:军医院的护士授不授衔,就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赞成授,有的赞成授文职。”最后,《条例》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护士授文职。
开国将军对授衔很高兴
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予以公布施行。同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0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共授予尉官军衔40.5万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将官军衔1452人。
身为1955年被授衔的少将、又负责“军衔办”工作5年之久的贾老,因为年龄关系,已无缘再获新的授衔。当看到资历比自己浅、年纪比自己轻的军官们获得比自己更高的军衔时,贾老是怎么想的呢?
“不仅我自己没有任何想法,老同志们中我也没听到过任何意见。大家都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感到高兴,为获衔的同志感到高兴。”贾老回答得很干脆。
贾老的革命记忆
“我15岁参加革命时,组织上对我讲了三句话,至今牢记在心。第一,参加革命是光荣的;第二,参加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但是牺牲的是你还是我,很难说;第三,革命是肯定要胜利的,但是你看到胜利还是我看到胜利,很难说。”
还有一连串浸透了鲜血的数字,一直铭刻在贾老记忆当中:我在白区工作时,贵州赤水县党团员加起来80来个人,到全国胜利,剩下不到10个人;长征前,我们这个部队从湘、鄂、川、黔出发时,是1.3万人,途中扩大了1万来人,到陕北时,我们是保持军力最好的,也只剩下了1.1万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胶东,我那个军区的烈士有名有姓的是7万来人,整个山东是20来万人。“我们是幸存者啊,是幸运者啊!要比,就要和牺牲的烈士们比!”
《新民晚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