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和新闻媒体在反映意见和观点的时候，出现不一致是正常的，因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他说：“我多次被媒体在某些细节上‘修理’或‘误会’过，但后来都解释清楚了。从这点来说，政府官员要有点承受力。”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新闻舆论监督力度的强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官员面对舆论监督时，往往变得敏感而又脆弱。他们只要发现媒体关于自己的报道有那么一丁点儿出入，或者媒体上关于自己的某几句议论不那么中听，于是就通过各种渠道兴师问罪。潘岳的一番话真值得他们听听。作为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手里不仅握有公权力，而且也比一般人享有更大的话语权。要想对官员们进行监督，必然就要求官员们在个人权利方面作出一点牺牲，多一些面对批评的承受力。

　　这让我想到了被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组织声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广告《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镇压，其中包括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蒙市负责警察工作的公共事务专员沙利文认为广告是对他的诽谤，遂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判决《纽约时报》败诉。《纽约时报》提出上诉，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二审判决，确认尽管这一广告中的某些说法并不真实，但《纽约时报》对沙利文不构成诽谤，因为《纽约时报》只是在行使舆论监督权，说法上的一些错误不能代表媒体有诽谤的故意，在批评政府官员时，媒体应该有一定的豁免权。

　　不难看出，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法律的天平倾向了媒体，而沙利文作为“公众人物”则承受了更多。“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所体现出来的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权利制约权力”。根据这一理念，手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隐私如名誉权、隐私权等，都要受到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当这些权利与其他公民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当然要给后者让路了。就像李毅中所说，你不能要求媒体讲的每句话都对，因为媒体不是调查组。

　　正如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所说，“一个人选择成为公众人物，他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在涉及到他的事项上，天平需要偏向于言论自由（公共利益）。只有保持这样小的不平衡，才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大平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政府和政府官员面对媒体的“修理”有度量，更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公众人物”的相关问题进行规范。

　　（张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