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千呼万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出台，并将自明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4月24日《新华网》），应该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桩大事。

　　有了2003年“非典”事件的教训，政府信息公开的道理和意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政府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来说，都会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因此，只有尽可能充分地公开信息，才能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在幕后上下其手，把自己的私利冒充为公共利益。此外，信息公开对预防腐败和错误决策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总计列出了4778亿元开支。如果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那就要将这笔钱的明细账目首先在中央网站公布，包括哪些钱由中央政府直接开支，具体到每个受益对象各自多少，哪些钱又到了哪些地方或部门，各自多少；地方和部门的政务网站则需要公布，在同类开支中来自中央的钱多少，自己拿出了多少，钱分别投到了哪里，具体到每个对象各自多少。这样层层公开直至社区、村委会一级基层机构，以确保这些钱最终能够流到具体的受益人手中。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规定面前，感到最不自在、最受约束的，无疑将是各级政府官员。实际上，世界各国推动信息公开立法的历史经验均证明，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最大阻力不是别人，正是政府自身。因为信息被垄断的程度越高，官员们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让人欣慰的是，这次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是一项可诉的权利。很明显，公民拥有诉权本身，就会构成对政府履行披露信息义务的巨大压力，因为政府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公布信息，都将要冒被起诉的风险。

　　从“非典”病毒肆意蔓延时主管官员还对着电视镜头说“没有疫情”，到今天人们可以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实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数千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代过去了，官员们说什么是“秘密”什么就是“秘密”的时代也过去了，若干年后再回首，人们会看到，今天正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新起点。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