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举报县委书记相关问题，却被检察院以诽谤罪将写信人公诉到法院。目前，其中两名写信人已被判刑，另一人也被起诉到法院。

　　（4月9日《现代快报》）

　　如果没有时间的交待，“干部举报领导结果获刑”让人油然生发“不知稷山县城今昔是何年”的慨叹。

　　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年代吗？一个基本法律常识就是“在法院判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既然无罪，其各种人身权利非经法律程序就不容侵犯”。但稷山“举报事件”的当事人南回荣在未被判有罪之前，却被强行戴着手铐在全县500多名干部面前做检讨。这一幕恍若回到三四十年前的无法无天年代———不经法律程序，仅凭“某某革委会”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挂着木牌声讨自己，低头认罪———什么名誉什么自由什么尊严，全部荡然无存。稷山县的这一幕，让人恍惚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是法治社会深入人心的年代吗？法治社会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限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伤害且得以张扬。但在稷山县的这起事件中，我们发现各个政法机关———从公安到检察院直至法院———步调惊人一致：公安部门“高度重视”，仅仅10天就“破了案”；检察院在“受害者县委书记”不自诉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不仅不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且在罪名认定上缺乏足够的法理逻辑，甚至在县委书记的“招呼下”对“嫌疑人”“轻判”，以体现一把手的“宽宏大量”。在这里看不到稷山县公检法在施用法律权力方面的制衡和独立自主，反而是互相配合听命权力，哪里看得到法治社会的半点影子？

　　够了，够了，稷山县的政治生态如此匪夷所思，如此年代错乱，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即使“举报事件”几个当事人有“诽谤嫌疑”，然而，程序的错乱、权力制衡的失踪、法治精神的荒芜，却不幸抹煞了“司法结果”应有的合法性基础，从而让读者、让舆论感到其中的荒唐与蒙昧，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以法治社会为追求的社会所能出现的怪事。

　　然而，看着稷山县“举报事件”的来龙去脉，却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无论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县委书记落马事件”，还是前一阵发生的“彭水诗案”，为什么牵涉权力滥用的事件总和“县级一把手”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不是“市级一把手”或“乡级一把手”？乡级一把手大概权力范围有限，即使滥用权力其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市级一把手”往往处于权力中间层，加之所处位置信息比较发达，各种监督包括媒体舆论坊间意见都比较多，所以在权力的滥用方面相对受限较多。“县级一把手”一来权力不小，二来处于权力中下层、地处偏远受关注相对少，所以其所受监督普遍有限、政治文明成果运用相对不畅，势必形成“山高皇帝远”的“一把手权倾天下”现象。

　　面对接二连三的“县级一把手权力滥用”事件，光靠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还不行，如何改造县级权力的政治生态，把法治精神推广到每一个细节上，把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落实到每一项公权行为里，可谓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