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缓刑的负面新闻呈现增多的趋势。《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在云南永善县，被判以缓刑者，要向法院交纳缓刑考察费，收费标准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永善法院在2005年共对23件刑事案件作了缓刑判决，而2004年的缓刑案件数量则是2005年的两倍。《检察日报》也报道说，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

　　在许多评论者对永善县法院口诛笔伐之际，我却想到了缓刑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与问题。缓刑原本是一个良好的制度，是刑罚轻缓趋势的体现，体现了对罪犯教育的重视，避免了罪犯在监狱交叉感染。不过，从西方舶来的这一制度，在中国走样了，缓刑的判决主观性，让缓刑的判决特别随意；缓刑执行的虚无性，让缓刑成为了免刑的代名词，缓刑制度正逐渐成为腐败的温床。

　　缓刑判决是如何主观，从永善法院一位法官口中就能得知一二，这位法官告诉记者，根本的区别在于法院最终判处缓刑还是实刑。换句话说，这判处缓刑还是实刑，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过，如果你看看法律的规定你就会释然了，首先，缓刑是由法官说了算；其次，缓刑的适应条件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种条件不具有一点刚性，不能对法官产生任何制约，法官说谁有“悔罪表现”谁就有，真是“说你行，不行也行”。我想，正是法律让法官“口含天宪”，才会让法官将判缓刑的权力进行寻租，将罪犯交多少“缓刑考察费”与罪犯的“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挂钩；至于贪官为何判处缓刑多之谜也不难解开，贪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更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收买法官那大而无边的自由裁量权。

　　缓刑执行又如何虚无，我们也看看法律的规定：宣告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如果换在以往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都约束在一个单位或者社区、村庄内，这种对于宣告缓刑的罪犯的管理与考察可能有效。如今人的流动性如此之大，“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如何能肩负起考察这些罪犯的重责。正是缓刑执行虚无，缓刑在民众的观念中就等同于免刑，而缓刑期间违法犯罪的事件层出不穷。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改变缓刑的现状，还得从改变缓刑判决主观性、执行的虚无性着手。改变缓刑判决主观性，首先就是要在法律上设定一些刚性条件，在诸如“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之间加一些可操作的条件，比如过失犯罪、或者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得到被害人原谅的等等，更重要的要在程序上制约，缓刑的宣告不能由法官说了算。是否可以宣告缓刑，我看还是由当地民众、罪犯所在社区单位的人士等组成一个类似陪审团的组织来确定。改变缓刑执行的虚无性，我也支几招：一是用司法行政机关的专门人员来取代“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比如说西方国家普遍设立的缓刑官。缓刑考察是重要的公权力，如何能委托其他组织来行使；二是让缓刑犯每周集中一次进行社区劳动和服务，让他们真正对社会感恩；三是可以对缓刑犯收点钱，德国刑法也规定缓刑犯要“向公益机构或国库缴纳一定金额”呢？不过，这钱绝不是给法官考察缓刑犯的辛苦费，而是缓刑犯遵守规定的保证金，这钱也不能由法院来收，否则法院就会根据钱交的多少来宣告是否缓刑，而是由检察官或司法行政机关收，一旦缓刑犯违反规定，便可上交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