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一位编辑朋友约写一篇文革时“斗私批修”的文章。文章写出后，编辑比较满意，说要把它发在头条。但权衡之下，最后还是把它挪到了后面，因为题目扎眼。那篇短文的题目是：《“私”是一种权利》。虽然这个时代已不是谈私色变，但它似乎永远不能理直气壮，尤其是在它遇到“公”的时候。相反，在私的面前，公不但永不输理；而且只要是声称“公”的人，说起话来都会变得气壮如牛。请听，某市市长前两天就拆迁问题代表官方表态：“绝不迁就漫天要价、毫无道理的要求。”张口就是“绝不”，口气何其严峻。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代表“公”在说话吗。此刻，市长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他说：“拆不拆，不是涉及到开发商的利益，而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公共利益”的面前，拆迁户的“私”就变得“毫无道理”了。

　　就公私关系而言，“公”本身就是一个话语制高点，也是一种道德优势。公私不两立，自古而然。即使今天，我们的宣传口径也不外“公而忘私”、“大公无私”那一套。这就让人感到，在“公”的面前，“私”永远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这就难怪那位市长有了以上那钢铁般的口气。如果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私的合理性往往被遮蔽（比如“自私”天然就是贬义），那么，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尤其是现代，私是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的。所谓“现代”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定义，但这样一种定义最朴素也最好理解，即现代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本身就姓“私”，因为任何权利首先都是从私人或个人开始发生的。为了表征它的合理性，西方近代人权理论干脆把它解释为“天赋”。权利乃上天赋有，与生俱来，于是，任何人间力量都不能对其剥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包括“公”。

　　如果私是一种权利，那么，公呢？公共利益到底又是谁的利益？说到底，公共利益也是私人利益，是若干私人利益的共和。既如此，衡量任何一种公共利益，都要看它是否可以还原为你我他的私人利益，否则这个公共就是空头。上世纪90年代时，我所在的城市要建一座市民广场，可是原来那里是一幢楼，要拆迁。理由很现成：为了公共利益。拆迁在当时是强制进行的，那些住户们并没有得到大致对等的补偿，就被硬性迁走了。这当然是私人利益不敌公共利益的无数个例中的一例。问题是，这个公共利益到底又是什么呢？如果拆分一下，它不过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市民们在这里散步、休憩、观光、游玩的权利。

　　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不能以公共利益来压制私人利益了。公共利益也具有私人性，而公私关系也就是一些私人利益和另一些私人利益的关系。在这两种不同的关系中，重要的已经不是“公共”而是“公平”。我自己就觉得，我在广场散步却要求人家让道很不公平。为什么不给他付出的代价以充分的补偿呢？而且，补偿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本身也可以讨价还价。然而，很多拆迁，有公共却没有公平，这一切又是在公权力的作用下导致的。本来，公权来自私权，它的功能就是保障私权，这是私人所以从自己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公权的原因。然而，公权自己就成了个利益体，它又经常以公共的名义反噬私权。私权因为姓私，一旦碰上公字头的，头就无法不缩回来。这就是这么多年来，但凡拆迁都是私权吃亏的缘由所在。

　　因此，就目前很多拆迁纠纷而言，公权力与其大张公共利益，还不如在开发商和拆迁户之间努力调节公平。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