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各地关于拆迁纠纷的新闻不断，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要说城市建设搞拆迁，也不是近年才有的事。面对中国式拆迁中的强制事件，拆迁户作为弱势阶层往往显得十分无奈。但《物权法》的颁布，突然使普通民众有了法律撑腰，媒体也开始积极介入报道。昨日，南京颐和路公馆区改造工程也传出新闻，面对拆迁部门的搬迁要求，江苏路25号户主吴维成一口便拒绝了。他的依据仍然是《物权法》，尽管该法的实施要等到今年十月才生效，但法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对于那些拆迁部门来说，以后再要图方便，二话不说就强制拆迁，就得考虑法律的干预了。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物权法》的颁布无疑是一件大事，可与当年的取消人民公社相比，它的历史意义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在我看来，《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因为如果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多此一举。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在此话语下，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实际上都只有使用权，随时可以被充公，这一点经历过文革抄家的人记忆犹新。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整个国民开始有了明晰的财产意识。今天，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个人的财产和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一样，必须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我认为，为了体现法律的尊严，纠正人们固有的观念，对于当前社会矛盾较大的房屋拆迁，眼下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只要是私有房产，如没有取得房主同意，无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强制拆迁。比如有法律专家称，为了公共利益，“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且不说“公共利益”如何定义，商业开发能否算公共利益，这公共利益背后有没有腐败现象，即使是为了改善周围居民的居住条件，需要建新楼盘，也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既然《物权法》已经突破了固有的观念，这样的革命逻辑同样也不能再继续下去。新的社会观念应当是，保护每一个个体，就是保护所有的个体，保护公共利益。

　　政府的职责首先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而不应当充当开发商一边的代表。如果房主拥有充分的物权，漫天要价是他的权利，开发商买不起就不要买，甚至房主拒绝拆迁，愿意住在破房里，也是他的权利。就像日本成田机场一样，拖了四十年的官司，终于还是以政府放弃原计划而告结束。很多开发商在事情未解决之前，就对被拆迁户断电断水断路，首先就已经违背了法律。现在这种僵持局面，其实并非被拆迁人的错。

　　相较而言，南京吴维成家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他家是一所民国建筑，花园洋房，具有历史文物的价值。南京是一所古老的城市，有许多民国要人居住过的住宅，这些老房子就像在默默诉说着逝去的历史。这样的房屋在城市开发的大潮中，已经越来越少。为了维护这所房子的原貌，吴家已经投入了一百万元进行维修，其父生前连在墙上钉一颗钉子也不让，就连专家也对吴家保护民国建筑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但是，如今这家人却被要求搬走，房子将被开发单位改作他用，并在花园里建造仿民国建筑，以假古董取代真古董。

　　户主吴维成先生已经表示了决不搬走的态度。他表示，无论从保留祖产还是从感情上说，他们都不想搬，并承诺今后将修缮好老房子。此事若是放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他的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如今这项法律终竟给了他一点希望。按说，搬不搬迁，这本来就是他个人的事。不过，联想到别的地方的情形，我仍然免不了有点担心。

　　这一切都是《物权法》惹的祸，它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封建时代个人财产权不明的社会，又经历了近代对物权认识的一段弯路，我们这个民族最终能否成为一个尊重法治、尊重物权的民族，人们且拭目以待。

　　【学者视线之景凯旋专栏】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