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活动揭晓，入选“中国网络年度评选”的“年度最具影响力事件”，是“徐悲鸿作品在拍卖市场连创佳绩”。去年11月，徐悲鸿油画《奴隶与狮》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本书作者将为读者拨开岁月风沙掩埋的谜团：这位艺术先驱走过怎样不凡的人生之旅？为什么而今又有其画作“重见天日”？

　　讲台内外

　　徐悲鸿的痛苦，在于对孙多慈的愧疚与爱怜。其实徐悲鸿与蒋碧微的隔膜，早在孙多慈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他们的理念与个性已经水火不融。

　　一位徐悲鸿友人中肯地说：“实际上，孙多慈当年所受的委屈，多半与徐悲鸿夫人蒋碧微有关。但是平心而论，徐、蒋、孙之间，与其说是孙多慈卷进了徐、蒋的感情生活，毋宁说是孙多慈无辜地被卷进了徐、蒋之间早已存在的家庭纠纷旋涡。”

　　徐悲鸿毕竟是理智的，他帮孙多慈出画册，想提高她的知名度，以便争取留学名额。他认定孙多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合适的沃土就能长成大树。

　　孙多慈画集出版在即，徐悲鸿考虑再三，想到他的友人、中央大学美学教授宗白华，请宗白华看画稿并作序。宗白华的评价超出了徐悲鸿的预期：“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素描之造诣尤深。”

　　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官费留学名额，被蒋碧微知道了，又使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再起波澜。

　　徐悲鸿找在法国留学的老友谢寿康商量，时任立法委员的谢寿康在外交界关系甚广。不料谢太太随即转告蒋碧微，蒋一听就火了，她对徐悲鸿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

　　徐悲鸿的反应是漠然，似乎觉得与蒋碧微无关。但蒋碧微不是等闲之辈，她写信给相关委员会的中方代表褚民谊，又当面向褚告了一状。而蒋碧微的身后还有张道藩，张道藩当然听蒋的。但张以徐悲鸿蒋碧微共同的朋友出现，劝和似乎诚恳，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的重臣，也兼着教育部的次长，徐悲鸿推荐孙多慈，更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徐悲鸿的努力告吹，蒋碧微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还记下她的“横插一杠”，得意地说：“于是以后孙韵君也就未能成行。”徐悲鸿却有另一种说法，其实孙多慈能出国，不仅能继续深造，可能就找到她所爱的人了。已有家室和儿女的徐悲鸿，不愿孙多慈受伤害，宁可助她一臂之力远离是非之地，让她有一个更开阔的天空。

　　至此，蒋碧微与徐悲鸿的关系日益恶化。徐悲鸿先是试图把孙多慈介绍给老同学盛成，无疑是巩固师生之情的一种努力，后来真的超越了师生之情，又设法送孙多慈出国留学，则是他想找到一种解脱。盛成在北平与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相爱，一同出国。一九三五年盛成夫妇回国后，举家搬到南京居住。他说：“耳闻徐悲鸿的家庭纠纷从未平息，而且愈演愈烈了。我深知悲鸿性格倔强，认准了一条路就不可改变地走到底，想帮他一把。

　　“我对妻子郑坚说：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悲鸿调和一下？回国后我见他的身体不好，又不知蒋碧微到底做如何打算，我很替悲鸿担心。郑坚自告奋勇地说，我试试看!当时，虽然悲鸿一家已搬进了傅厚岗的新居，但是他受不了家庭中没完没了的争吵，独自住在中国文艺社里。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徐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

　　“返回南京，大家拥着悲鸿径直回到傅厚岗。郑坚笑着对蒋碧微说，‘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吧。’蒋碧微嘴角一动，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大声回了一句：‘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话音之外，大家悟到了所言之人何许人也，都闭口不言了。”

　　当时，盛成已经知道，蒋碧微与张道藩的关系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