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新闻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南国都市报》3月初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盗窃自行车专项斗争”在海口市拉开帷幕。警方表示，按照公安部高限处罚的精神，盗窃一辆自行车者将被处以行政拘留。对于所有因盗销自行车违法犯罪被抓者，将全部纳入警方的黑名单库，二次被抓者将一律劳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人一直崇尚乱世用重典，但这可是当代社会“重典中的重典”，一辆普通自行车，崭新的也不过一百多元到数百元不等，如果是折旧价，低的可能只有几十元。盗销一次自行车处以行政拘留，两次一律劳教，这样的“重典”，如果套用到各级政府官员身上，会产生什么效果？我想，一个春节下来，副科级以上干部大概很大一部分都可处劳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了。他们收一个红包最少一百元吧，一个节日该收多少红包？咱们的反腐工作搞了那么多年，腐败问题却依然严峻。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法律对官员有时过于宽松了。

　　眼前的一个例子是：河南平顶山市某区区委书记杜欣群发短信意图阻止市委书记当选，结果被抓了个受贿贪污挪用公款1200万元的典型。也许是为了立功，也许是为了抓几个垫背的，他交代出来向他行贿的官员有100多名。目前杜欣案件还未进入司法程序，据说以6万元划线，其他人员在向办案组说明情况后都暂得以继续本职工作，只有一名女性官员被逮捕。6万元相当于多少辆自行车？

　　还有一起众所周知的彭水诗案，这是一起公认的现代版文字狱，也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其实质是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压制群言；滥用国家政法力量，达到确保个人升迁目的；行政力量粗暴干涉司法，破坏司法独立；司法机关违背程序办案，充当个人打手。从涉案人员范围上来说，彭水县主要领导，公安局长、司法机关，其违法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可是只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就是县委书记蓝庆华被免职，然而，在免职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另外，对于县长周伟等相关当事人尚未受到处理的情况，有关人士说，“不是出了一个事，所有人都要受到处理，这个事情主要是一把手负责，何况一把手已经受到处理。”这就是典型的法不责众，如果这事摊到老百姓头上，处理会这么宽松吗？

　　政府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老百姓看一下政府预算和预算报告都难如登天。哪里像有透明财政的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小到一台电脑、一支笔，价格多少，都历历在目，接受全民的监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政府的行政支出历年来突飞猛进，而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一年不如一年。

　　在收税问题上，国税部门一纸文件就可以宣布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必须自行申报纳税，还制定了详细的罚责，并且用纳税人的钱到处广告这一收税精神。可官员的财产公开法案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官员财产公开（含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的财产，包括海外财产）是世界公认的有效防治腐败的“阳光法案”，但在我国总是难产，包括没有被纳入到《公务员法》中。

　　据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调查，居然有97%的官员对“官员资产申报”持反对意见。据悉，《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即将颁布，将对党员干部财产申报进行明确的规范，相比过去的规定，这次规定申报的财产范围不仅是“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包括股票、期权等。但是从申报到公开，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法治社会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其根本就在于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一律平等，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平等，进而以这个平等的理念去约束官员和公共权力，保护普通百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