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他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在日本未能尽兴的徐悲鸿回到上海，不久就来到北京。此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本着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在为自己的学校招兵买马。当蔡元培从康有为那儿听说了徐悲鸿之后，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蒋碧微随徐悲鸿一同北上，她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记载：“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

　　可以说，蔡元培把徐悲鸿请进北大，实际上给予徐悲鸿的最大影响，是把他从“绘画中国”引导到“现实中国”里来，使他不再只是一个书斋画家，不仅对于绘画技法，也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

　　徐悲鸿从上海到北京前，康有为给他大弟子罗瘿公写了信，罗瘿公是著名编剧与诗人，在京城有名士的人缘。他曾包下戏院头几排座位，请朋友看戏，徐悲鸿也在被邀之列，因此他头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京戏。

　　梅兰芳比徐悲鸿只大一岁，但名气却有天壤之别。不过，梅兰芳喜欢画点梅兰竹菊，对含而不露的徐悲鸿大为钦佩，与他谈画论艺。当梅兰芳推出新戏《天女散花》，徐悲鸿对其中大胆创新的艺术理念大为赞赏。当罗瘿公出面，请徐悲鸿给梅兰芳画像时，徐悲鸿一口应承，并且许诺，他将尝试用一种新的画法。

　　徐悲鸿也喜欢唱京剧，有时画画，画得高兴了，他会哼几句。有一回在北京家中聚会，徐悲鸿一时兴起，唱了一段京剧老生西皮二簧，味道醇正，中气十足，在座的朋友大惊。徐悲鸿说，画画要很熟练，就好像唱戏，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徐悲鸿的话简单，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喜爱京剧的人，就会有无限感慨，知道徐悲鸿用京剧来比喻画画，“我画画，跟梅兰芳唱戏一样，熟练才能精彩。”

　　徐悲鸿不仅是个凭画笔吃饭的画匠，居然也怀揣着一大堆改变中国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慷慨激昂：“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颓废原因是“守旧”。他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番高昂的改革呼声，虽然振聋发聩，但也不免让人担着心。与其说，这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的美术主张，不如说这更像一个美术青年的留学宣言。因为此时，徐悲鸿正向北洋政府申请官派出国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