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旅美华人杨紫烨执导的《颍州的孩子》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它讲述的是安徽阜阳市颍州几个不幸罹患艾滋病的孩子的生存状态。

　　所谓“颍州的孩子”本来也不是指颍州的所有孩子，本文借来指代全中国所有不幸的孩子，包括“患病的、身残的、失养的”等等。

　　关于中国艾滋病患儿命运的纪录片确实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据报道，在《颍州的孩子》获奖当天，制片人托马斯就给中国友人发电邮说，已有人捐赠1万美元。我刚看过武汉电视台陈为军制作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讲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村民马深义一家五口四人因卖血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之后一年间的生存状态），光碟附送的陈为军访谈说，该片在欧美电影节多次获奖后，也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捐赠。

　　我深信杨紫烨和陈为军等人选择这样的拍摄题材，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人道主义激情，而不是为了沽名求利。但对于另一些相关人员，人们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比如《颍州的孩子》大部分旁白来自安徽省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由她在悲情的二胡背景音乐中讲述着几个孩子的故事。而有同样开展艾滋孤儿救助行动的知情人却认为张颖讲的有些情节不实；孩子们心中的“张妈妈”在防艾圈内却屡遭恶评。

　　《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以《双面“艾滋妈妈”？》为题，报道了圈内人对张颖慈善动机的强烈质疑。事实上，不仅在《颍州的孩子》获奖后召开的国内新闻发布会上,有资深记者抗议退场，去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夕放映此片时，就有人指责张颖等人有“吃艾滋病饭”之嫌。国内一些著名的防艾专家曾多次发声，对有些民间组织和个人借防艾治艾浑水摸鱼表示严厉谴责。

　　倘若我们把视野放开去，岂止防艾治艾领域有假借道德名义发不义之财的。就像街头的乞丐确有被“丐帮”头子操纵搞“专业化”乞讨的，在当下中国，无论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有借扶贫、助学、恤孤等名目假公济私的。在中国日益对外开放和利益输送渠道日渐多元化的今天，怎样才能防范骗子把尚在发育中的慈善事业搅成肮脏的名利场，坏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名声，寒了中外善良人的心。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去“审查”人们的道德动机，因为我们没有辨别真假美猴王的法眼，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慈善捐献和救助制度。

　　这次“两会”期间有消息说，国家将修改税法，将慈善捐款免税额从企业所得税的3%提高到10%，这是鼓励捐赠的制度性措施之一。而对于善款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公开透明，可以立法要求所有慈善组织（无论政府与民间）一律要上网公布进出细目，接受社会监督和专业审计。关于这方面，发达国家已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有规范，才能良性发展，才能让我们的慈善事业造福更多“颍州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