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活动揭晓，入选“中国网络年度评选”的“年度最具影响力事件”，是“徐悲鸿作品在拍卖市场连创佳绩”。去年11月，徐悲鸿油画《奴隶与狮》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本书作者将为读者拨开岁月风沙掩埋的谜团：这位艺术先驱走过怎样不凡的人生之旅？为什么而今又有其画作“重见天日”？

　　第一次机遇

　　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1901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1912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