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有对各种性关系、性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一样，李银河也有权对其进行道德辩护。李银河的“权利”说有利于国人建立一种相对消极一点，即自正其身却目不斜视的道德观———长久以来，中国人关心他人门里之事的热情，确实也太高了点。遗憾的是，李银河不得不住口了，她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保住。没有了这只“乌鸦”的聒噪，中国人的性道德能有多大的提高？

　　李银河曾经因其与王小波之间的传奇爱情而为人所知，后来却以“性学大师”的名头，及在性话题上的大胆发言而覆盖了前一个身份，甚至有人因此而认为她玷污了王小波的英名。但以我的推测，王小波若是在世，一定是其爱妻的坚定支持者，甚至会挺身而出，以其锐利的笔锋把那些诅咒李银河的家伙们嬉笑怒骂一番。

　　不过李银河前段时间终于还是住口了。据称，李银河所供职的社科院领导受到了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间接促成了她的住口。李银河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意思是社科院的人一发言，人们就会以为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让我现阶段少说话。”

　　笔者在一篇博文中曾经写道：“几十年前的中国，其实只有两种人：有单位的和没单位的，有单位的归单位管，没单位的则作为家属，归他们家的某个有单位的亲属的单位管。”时至今日，“单位”已经难以覆盖所有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离于“单位”体制之外的自由人。不过社会的中枢要害或敏感部门，却依然还在“单位”的掌控之下，李银河的言论引起争论，却导致社科院领导承受压力；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拒不住口的李银河，却经不住社科院领导所施加的压力，足以证明这套“单位”制度依然行之有效。

　　不过，探讨单位制度的利弊，并非本文的主旨，社科院是一个以发言为本职的机构，即使如社科院领导所称，社科院的人的所有发言都被记在社科院的账上，也没见社科院领导让所有的成员噤声。因此，核心的问题是李银河的观点和姿态，让社科院领导或社科院领导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李银河的身份才成了问题。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李银河的一系列“涉性”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虽然她事后在网上发文，呼吁《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把她为同性恋、一夜情、换妻的辩护，归为对“权利”的申明，而非对上述行为鼓励，但在人们通常的判断中，强调哪些权利，往往意味着对这些权利的重视和在意，甚至包括对“行权”行为的消极支持———不反对。

　　事实上，目前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卖淫嫖娼和聚众淫乱外，李银河列举的各种性关系、性行为，已经不受法律的制约，在消极的，即李银河所称的“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层面上，它们已经被认可为行为人享有的“权利”。因此，李银河对这些权利的着意强调，意味着为其争取一种更“积极”的权利，即不受道德谴责的权利。因此，李银河是躲不过人们对其言论所作的道德评判的。

　　即便如此，我也并不反对李银河的观点，正如人们有对各种性关系、性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一样，李银河也有权对其进行道德辩护。况且李银河的“权利”说尽管有扭曲概念之嫌，但其权利概念的提出，还是有利于国人建立一种相对消极一点，即自正其身却目不斜视的道德观———长久以来，中国人关心他人门里之事的热情，确实也太高了点。

　　比遗憾还遗憾的是，李银河不得不住口了，她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保住。不知道没有了这只“乌鸦”的聒噪，中国人的性道德能有多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