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伊始，代表委员们的立法建议接踵而来：据新华网3月4日报道，近年来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非常严重，两会期间，又有代表建议修改刑法，增加“欠薪逃避罪”。另据中新社3月5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提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我并非一概否认代表委员们的立法建议。两会是议论国是的地方，人大又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委员提出立法建议当然应该。然而近年来从社会上到“两会”上的立法呼声有过多过滥之嫌：农民工讨薪难，立法；官员搞公款追星，立法；公款吃喝治不住，立法；立法处罚不讲信用者，立法遏制强讨恶要，甚至立法禁止过马路打手机，等等。这些建议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实际上大部分能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归属，而有些则有失偏颇。比如拖欠工资问题，欠薪本是对劳动者民事权利的侵犯，法院完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作出判决。立法“惩治汉奸言论”则更是趋于只是对极少数“个例”的孤立指向，即使有一些“汉奸言论”出现，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批判和唾弃，如果它到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程度，《刑法》中的条文也并不是摆设。

　　“制度缺陷”近年来成为一个时髦用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代表委员都在高频率地使用着，因而“立法”的声音不断。坦率地说，许多“因事立法”实则是形而上的制度观，即使我们有能耐制作出法律的千里厚本，也包概不了大千世界里的万种世事；张口就立法也有不究事理之嫌。法律制度更具有概念的覆盖性，如果不审视和反思现存的立法状况和执法环境，动不动就立法，“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

　　无法可依不是法治，万事皆法同样远离了法治的精神。我们所期盼的两会声音，是推进法治进程的声音。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法律的执行难。无论是对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权利的保护，法律的权威性都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因而我们更期盼代表委员们从法治的角度来解读问题，并以此来权衡社会的法治水平。

　　（王炯木 湖北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