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文学搞对象
八十年代初,流行介绍对象,我在工厂上班,一般都由师傅包办婚姻。师傅把我介绍给女方时都爱说:小王喜欢文学。那时候喜欢文学可不得了,在那些工人姐妹的眼里,我即使算不上灵魂的工程师,也算是个心灵的泥瓦匠。
对象一般被我培养得都跟着喜欢文学,就像现在的一些时尚男作家,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前,抢先把她们缔造成有文学写作倾向的女叛逆,就像巴罗什抢在范德萨出击之前,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脚法挑射入网。然后他们撒手不管,任凭这些女叛逆在无辜无助中上路,任凭她们在前作家男友的阴影中把自己的身影变成无人认领的倩影。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你只要说一句“啊!人生……”人家姑娘基本上就把你当一诗人,更不用说你再玩朦胧诗了,那你几乎就是大师了。当时,我的一句“特High”的话就曾打动过某个对象,我说:就让我们相约在花后月上吧。对象说:应该叫花前月下。我说:花前那多暴露?月下那多老土?至少咱得千里共婵娟吧?就算咱千里共不了婵娟,那也得月上柳梢头呀?月亮都上头了,咱喝点儿酒,能不上头吗?对象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谁让你有文化呢?谁让你是搞文学的呢?我心想:那我还真得搞文学了,不搞文学怎么搞对象呢?
当时要想通过搞文学达到搞对象的目的,基本上得把女方控制在“四大名著”的范围,而能把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搞得比较沸腾的“四大名著”是: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在八十年代中的夏日黄昏,在暮色掩映的东单书报亭,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孩说:师傅,给我拿本儿《报告文学》。我紧接她的话音儿:师傅,给我拿本儿《诗刊》。女孩又说:再给我拿本儿《新观察》。我跟着:再给我拿本儿《星星诗刊》。女孩看了我一眼:我还要本儿《新华文摘》。我也看了她一眼:我还要本儿《诗选刊》。女孩突然问我:你怎么跟诗干上了?我说:我就跟诗干上了。女孩问:你写诗吗?我说:写。女孩说:我也写。我说:那咱找个地儿聊聊。女孩说:好啊,我就想找个人聊聊,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不是诗,都想改写散文了。
终于,我没经过师傅介绍,自己认识搞了一回对象,是比介绍的有感觉。
大仙:诗人、作家。现为北青传媒《休闲时尚》杂志主编。早年的足球酷评,领一代先风。著有诗集《再度辉煌》、随笔集《一刀不能两断》、《20不着46》、小说《先拿自己开涮》。
仙声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