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诗友哑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在诗歌的黄金年代，哑马大学毕业，在一个山区中学教书，他疯狂迷恋诗歌，也迷恋上了女教师朱小瑛，并且未婚同居。当朱小瑛逼婚时，他选择了逃避，溜之大吉。这样一个本性流浪的诗人，选择了怎样的生活呢……

　　在上海住下

　　“失去朋友是伤心的，甚至令人绝望。像吕盛这样的朋友，你一生中能遇见几个?我只得离开。离开那个四合院，也离开北京。有段时间我到了东北，后来又南下到了广东。我挨过揍，被人当成乞丐或小偷。我也试图打打短工。但那对我是何等的残忍。我原来认识的几位写诗的朋友后来都经商了。他们忘了诗歌，也忘了写诗的兄弟。

　　“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写诗。我失去了灵感和冲动。有时候，我会想起吕盛，想起他我心中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我到处走，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久逗留。那些陌生的人群，我挤进他们又离开他们。晓得吗?我现在又开始写诗了。我相信我又迎来了一个写诗的高峰期。

　　“我念一首近作给你听好吗?算了，今天晚上我们喝酒，谈别的，但是不朗诵诗。今天晚上适合回忆。”

　　我没有勉强他，我知道他朗诵时的张狂的姿态，我也不想被人当作疯子。我现在过的生活庸俗，但是正常。我现在害怕不正常。哑马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接着他转过脸来，问我：“今天晚上你安排我睡在哪里?客厅的沙发上也可以。”

　　他还是那么随便。他找到你了，就叫你安排他的一切。这说明他仍然把我看做他的诗友。我应当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已不写诗，而且也不读诗了。我现在是一家不算太小的做对外贸易生意的公司的副老总。我承认我的生活很庸俗，却也很体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体面是被人尊重的。

　　我问他打算在上海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两天，那我可以跟他凑合凑合。如果时间更长，那我要给他找个地方住，比方在我们的员工的租住房里加一张临时床。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他完全是随兴而动。我说好吧，你到我那里去睡。我也是租的房，一室一厅，你睡客厅的沙发。

　　我付账的时候他望着我的钱夹，说：“能不能借点钱?”“借多少?”“三百吧，三百。”我心里想，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但我还是抽出了三张一百的票子。他收钱的动作很快，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我形容不出，但我想其中是包含了一点猥琐的。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喝得够多，也说得够多。回去之后，我睡床，他睡外面的沙发。第二天我起得早。我要上班。他还睡着，我没唤醒他，在茶几上留了三十块零钱。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写诗呢?我不管他了，我再次约二十四楼的小李。她答应了。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小李是那种写字楼里的女孩，你容易请她吃饭，却不容易请她上床。我们边吃边聊，吃完了比萨又喝饮料。她说起了她们的那个邮购公司，她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她最近想跳槽。我问她想跳到哪里去。她笑一下，说没想好。我说你很能干，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她又笑一下，说她真的没想好。

　　这些话都不咸不淡。我回去的时候，哑马已经在家里了。他趴在茶几上写诗。没错，他是在写诗。他抬头跟我打声招呼，又低头疾书。他来了灵感吗?他在写什么?

　　他的脚边上有三个空啤酒瓶。我问他白天干什么去了。他说，乱走，在马路上，在弄堂里，在福州路上的书店和人民广场。“上海的女孩子很时髦啊。”他说，“但是看得出来她们很势利，她们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身上停留。她们不晓得一位天才的诗人就站在马路边上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