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日前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而不得不“闭嘴”。于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李银河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2月11日《江南时报》）

　　在公共舆论视野中，李银河近年来始终保持着一种敢言、敢诉、仰首“进攻”的姿态，但此次多少有些无奈的日志，则意味着当代中国颇有个性的一位知识分子，终于还是无法逾越僵固和逼仄的现实壁垒，她选择了“退守”，一种话语基因、文化思维和权利诉求上的全方位退守。“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透过这近乎“表达警句”般的纸上弦响，仿佛能触摸到传统惯性包裹下的“另类”思想和行为的现实宿命。事实上，它的潜台词是如此丰富：一种价值表达、一个知识女性无惧无畏于“一般”（哪怕它足够庞大和壮观）性的民意激流冲涮，却噤声于“特别”、特定性的外界压力之下，这是“一般”的侥幸，还是“特定”的悲哀？

　　综观李银河近年的言论，无论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曲线议案，还是关于一夜情、婚外性关系等的观点，乍看似乎惊世骇俗，其实将它置于国际化的性文化背景上，并不多么新鲜和超前，很多人坦言“她说得有道理”，而“因国情现实，显得过于超前”，但更多的则是对她的指责和谩骂。不错，谁都有权利反对或声援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但人们可曾进一步深入追索过：这个观点是否只能服从或附和于“国情现实”、阶段性的“民意主流”？恰恰相反，学术与学者的价值核心之一，便在于先主流、先大众地方向性探求和追索，在很多时候，“超前”性、超验性正是它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对于那些以“超前”来婉转批评、质疑者，我只能遗憾地说，他们甚至连道德与“理想”的辫子都揪错了。

　　李银河的被频频争议，还有一个潜秘原因在于：她主张与“代言”的，是一种隶属于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权利，或者是一些长期被隐讳化、神秘化、洁癖化、真空化的世俗段落。而随着时代文明的推衍，那些曾被刻意淡化、虚化和留白的权利段落终于到了应直面的时候，李银河们想用自己的思考来给它们“填空”，可是却遭遇了意外的嘲讽和奚落，这算不算“一般”和“特定”这世俗二维的双重悲哀呢？不夸张地说，它甚至隐隐寓示着多数人的思想、文化、道德“暴政”逻辑惰性所在。

　　李银河选择了退守，退到了一段权利追索的价值“盲肠”之中，与她的无奈和无言遥遥相对的，是长期被情绪化、泛道德化思维支配的另一截社会性盲肠。

　　（楚玉帆 北京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