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缔造了联合国的辉煌时代。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联合国生涯中，他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波黑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等。此书的作者是《洛杉矶时报》资深撰稿人，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洗练的文笔，让人们不仅了解当代国际风云的内幕，也了解了联合国的运作。

　　秘书长的抑郁症

　　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美国国防专家、新保守主义领袖理查德·珀尔为英国《卫报》写了一篇评论。“萨达姆·侯赛因的恐怖统治行将终结，”珀尔写道，“他会很快离开，但不是一个人，离开时他会把联合国拉下水。”简言之，联合国的心脏将不复存在。

　　2003年初阴郁的气氛已经降临在联合国头上。面对美国的轻蔑，安南不得不决定联合国能够为占领之下的伊拉克提供多少帮助。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面对组织内部的受挫情绪。像安南一样，他的直接下属也反对战争，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其他人几乎都是如此。不过，正如安南的首席撰稿人爱德华·莫蒂默所说，“现在批评布什和白宫已经毫无意义了。联合国公务员想证明他们还有用，能提供帮助，甚至能在伊拉克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不想让人看成受美国指挥的懦夫。”

　　在联合国高级职员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从事人道主义援助的公务员希望联合国尽快重返伊拉克。根据战前的“石油换食品”项目，联合国已经成为多数伊拉克家庭的主要食品来源。战争中止了这一工作。巴格达陷落之后，使馆人员和私人救济人员就回到了伊拉克，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也想回去。

　　但其他一些高级职员呼吁要谨慎行事。他们说，只要伊拉克，尤其是巴格达还不安全，重返步伐就要缓慢。这种观点多少有些政治色彩。美国想让联合国回去，把这些看作正常化和合作的标志。联合国助手们不愿给予美国这种满足和掩护，即使他们知道秘书长想展示联合国的作用。

　　安南也必须面对自己的抑郁。许多工作人员注意到他在那段时间好像非常冷淡。他经常一言不发，除非有人跟他说话。“他来到会议室时，”发言人弗雷德·埃克哈德回忆说，“就好像他根本不在那儿似的，好像精神上一片空白，灵魂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好几次患上了喉炎。

　　他的心态可以理解。“这就像是联合国的终结。”埃克哈德说，“美国不需要别人，不需要与别人分享思想。美国及其盟友成了真正的组织。这的确是让人感到沮丧的事情。作为联合国的首脑，没有人比他更感到沮丧。”

　　办公室主任艾巴尔·里扎为安南夫妇安排了更多休假时间，工作日中也安排更多放松时间。工作人员看到情况逐渐改善。但在与抑郁做斗争时，安南还得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这一情绪显然没被多数媒体发现。我没发现任何一家美国出版物提到过这一点，直到两年后一家纽约杂志为他做了一篇报道。安南努力控制情绪，以便与同事正常打交道。负责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凯瑟琳·伯蒂尼听到过抑郁的传言，但她本人没发现任何证据。“我和他一起在房间里时，”她说，“他总是集中精力于所有问题。如果我给他一份备忘录，他不用让人提醒他。”

　　安理会成员几个月来一直在争论一份决议。法国等反对侵略的国家不想赞扬布什的冒险。同时，法国也没有愚蠢到不顾现实的地步，因为伊拉克处在美国占领之下，布什不打算很快撤出军队。大使们也为联合国的作用而争论，即使他们知道不管最终决议是什么，联合国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后，安理会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1483号决议，承认美国及其盟国是伊拉克占领国，罗列了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援、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恢复建立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方机构”。有了1483号决议，安理会和联合国将合法外衣给予了占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