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华声在线总编辑荣松和孙虹钢等在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许文胜表示，要通过该倡议“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不抵制外来文化”。

　　看到这个消息，我吃了一惊，如果“黄帝纪年”恢复了，那么2007年就变成“2007+2698”了（因“黄帝纪年”和“公元纪年”相差2698年），有点把“人”非要用“直立行走、有思想会劳动的高级动物”表达一样。当再去网上侦查一番后，才发现比我晕菜的人多了，骂骂咧咧的就好像看到袁世凯要复辟一样，怨声载道。骂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但说理是要拿出论据的。一个让人感到头晕的“传统文化继承主张”，总感觉缺胳膊少腿，似乎哪里有些先天不足。

　　从技术上讲，这种主张只能是文化人自娱自乐的纸上谈兵，甚至是画饼充饥。大凡一个通用多年、约定俗成的规则一旦要改变，或者要再生个双胞胎，首先带来的麻烦就容易让人乱作一团。这些年，一些地方时兴改名，不知是一些决策者听了风水先生的蛊惑，还是突然对历史一见钟情，总之，争相让地名“复古”，期望用几百年前响当当的名字来托托经济的人气。后来发现，很多都是拍脑袋式的武断决策，名字一改，大到文件政策小到图章稿纸路牌，都得大动干戈伤筋动骨，一个文字变更最后变成了劳民伤财的表演秀。“黄帝纪年”的恢复，我看也难逃此命运，一会黄帝纪年，一会公元纪年，这种文化的发扬光大，恐怕更多是在人们筋疲力尽地换算痛苦中引来抱怨和咒骂，至于华夏儿女是否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自豪无比，鬼知道！

　　在起初的惊讶之后，更多还是隐隐约约感受到一阵文化的焦虑———是近些年很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可惜的是，焦虑中掺杂着太多的慌乱。在几位先生倡议“黄帝纪年”之前，不妨一起浏览一下那些焦虑引发的现象：一些大学开办了国学院，很多地方兴起了四书五经热，大学生们穿起了汉服，十位博士在网上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仿古式的私塾兴起……我不反对利用各种方式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赞成我们应挖掘更多文化内涵以消解物欲横流带来的颓废和堕落。

　　可是，文化不是快餐，在传统文化边缘化的背景下，需要的是沉淀，是启蒙，是研究，是耐心。在很多国人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不知汉服背后堆积着多少年的风雨沧桑，不知儒学里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甚至还对宫廷戏里皇权的专制艳羡不已时，突然要用种种古代的器物来承载文化的传承，结果大家只能如阿Q一般，纷纷把穿上长袍马褂、口念着之乎者也当作文化的发扬光大了。

　　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根本上是对人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是人把它的内涵渗透到一言一行中。如果教孩子嘴里念念有词“温良恭俭让”，可是公交车上不去教育他给老人让座，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这只能算伪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要搞清楚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哪些是陈芝麻烂谷子的老黄历，不是随便选取几块亮晶晶的玛瑙“排排坐分果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陈芝麻，等级制官本位是烂谷子，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是老黄历，得有的放矢地去传播。

　　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需要漫长的过程。欧洲现代文明的崛起，首先进行了几百年的准备———从彼得拉克、乔托、达芬奇到布鲁诺、伽利略、蒙田，他们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从四面八方出击，前仆后继指向一个目标：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首先得益于1840年以后的几十年内，魏源、严复、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最终形成一个清晰的逻辑路径———提倡民主、科学、自由、平等，集腋成裘，水滴石穿。今天，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激荡的时代，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样需要脚踏实地地去萃取精华、去开发路径、去和现代文明妥协，尤其需要一条清晰的逻辑指向———复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些基本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就匆忙地擎旗进军，就好像一个蹩脚的司机驾车去闹市，不是要轧着人就是寸步难行。所以，难怪一些“文化主张”刚一露面，文化的救赎马上演变成口水和板砖的井喷。

　　的确，当下更多看到的是文化焦虑者们行色匆匆的身影，在抛出一个个表面光彩鲜亮的“文化主张”时，留下的却是一道道稍纵即逝的流星尾巴。传统文化的继承，呈现“急并慌乱着”的轮廓，这无疑是传统文化式微焦虑背后的焦虑。

　　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脚踏实地地去萃取精华、去开发路径、去和现代文明妥协，尤其需要一条清晰的逻辑指向———复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些基本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就匆忙地擎旗进军，就好像一个蹩脚的司机驾车去闹市，不是要轧着人就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