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缔造了联合国的辉煌时代。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联合国生涯中，他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波黑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等。此书的作者是《洛杉矶时报》资深撰稿人，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洗练的文笔，让人们不仅了解当代国际风云的内幕，也了解了联合国的运作。

　　卢旺达污点

　　也有一些反对者对科菲·安南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他手上沾满卢旺达人的鲜血。他们的蔑视数年来从未消退。他们反对安南竞选连任秘书长，反对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断要求他辞职。

　　经常为民权事业而斗争的专栏作家纳特·亨多夫在2001年称，“安南先生曾任联合国维和行动办公室的主管，他原本能够阻止1994年卢旺达对80万图西人及其同情者的屠杀。”一个卢旺达幸存者团体1998年致信安南，认为他应为这场可怕的屠杀负“重大责任”。两位丹麦研究人员2001年组织了一次请愿，谴责安南“严重地辜负了受害者”。

　　对安南最明确、翔实的批评来自现任《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编辑菲利浦·古雷维奇。他在著名的《纽约客》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称安南为这场危机中的“恶棍”。古雷维奇指出，当来自前线的联合国军事指挥官发来电报，警告针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种族仇杀即将到来时，安南未能“敲响警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当时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安理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古雷维奇对这种说法却嗤之以鼻。“虽然安南扣留了军队指挥官的警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且这一点未得到证明，但没做错事离做对事情还有很远的距离，这却是事实。”古雷维奇在2003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怎么就能确信安南提前几个月‘敲响警钟’就毫无用处呢？他甚至没有尝试一下，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毫无疑问，安南对卢旺达事件深感内疚。西班牙驻联合国大使胡安·安东尼奥·亚内兹-巴尔努维奥在卢旺达危机期间是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他后来说：“卢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虽然我不敢肯定安理会会做什么事情，但那封电报应该拿到安理会，让安理会全体成员注意。现在每当谈到种族仇杀时，他都非常情绪化。他对卢旺达的经历非常在意，深感内疚。”他说这些话时充满理解之情。

　　安南本人接受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即他领导的维和行动办公室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各成员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未尽到相应的职责。对这一失败的思考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

　　2004年，他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前线》的一位记者说：“对我本人来讲，这是一次非常痛苦和伤心的经历，而且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对联合国也是如此。这是难以忘却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这种内疚和责难。卢旺达仇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事件。这个问题及其历史背景非常混乱和复杂，当时的联合国文化也是这样，这导致在如此可怕的危机之中联合国竟然如此无所作为。应受指责的人不只安南一人。甚至参加战斗、保护图西族人的图西族士兵也不能逃避责任。科菲·安南可以心怀内疚，但有一些人更应受到指责，包括美国政府。

　　但是，不管情感上曾经有过多少痛苦，安南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事。他严肃、保守、谨慎，熟悉美国政治，忠于联合国决议，讨厌戏剧性姿态。这场危机也让安南认识到联合国的弱点。联合国自己没有力量，只有道德权威。它完全取决于安理会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如果美国对某项决议表示冷漠、犹豫或反对，联合国将无所作为。当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步调一致时，联合国就能做到最好，而1994年，当无数卢旺达人惨遭屠杀时，他们却立场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