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显要位置挂自己当武警时的照片、借警察帽子放在私家车显眼位置……为了防小偷，广州人可谓是挖空心思想破了头。

　　（1月23日《信息时报》）

　　我宁愿将之视作广州人的一种幽默创意，恰如陕西农民工贺卡讨薪一样的效用。只不过广州人的幽默背后隐含着对社会治安不靖的无奈和反讽，是一种民意的宣泄和表达。

　　这个信息被舆论捕捉，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社会治安的担责者，应该从中体恤民意的内涵，解决不容乐观的社会治安问题。而就在不久前，广州市一位领导还将社会治安问题归咎于媒体。显然，这种判断充满了偏颇。

　　广州人均GDP刚越过1万美元的大关，单纯从数据而言，已经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不过，国人对之充满了怀疑，关键问题就是民生质量和人均GDP间的不相符合。所谓民生质量大而言之是“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小而言之就是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应该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因素。广州居民绞尽脑汁去防盗，显然不能说是安居乐业。因而，广州居民的防窃之招，不仅折射了广州社会治安的窘况，更昭示着广州现代化之路的任重道远。

　　对于广州社会治安的状况，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解读。省十届人大代表在视察广州各区社会治安情况后，表示广州治安状况为五年来最佳。（2006年12月17日《南方都市报》）而同期在几所高校所做的调查则显示有8成多的大学生对广州的社会治安不满意。

　　出现治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治安问题源头的误判。从去年钟南山院士被抢引发的治安争议，到不久前广州市酝酿的拒绝低素质人员准入的人口政策。广州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外来人口视作了社会治安难题的乱源。且不说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但每个城市都必须正确面对人口大幅流动的严酷现实。公共管理部门既不能将这部分人群驱离，也不可将这部分人群边缘化。否则，就会使这部分人群产生逆反心理，造成社会治安的诸多难题。广州作为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又是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必须在城市管理上摸索出一套惠及所有人口的新政策来。

　　同属发达国家，加拿大的外来人口融合政策使得加国城市的治安良好，法国的外来人口边缘化政策则引发从巴黎蔓延至全国的城市暴乱。广州可从上述国家的城市人口政策中得到镜鉴，以求得社会治安状况的彻底好转。

　　（张敬伟 江苏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