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广州市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坦言自己属租房一族，称处级干部凭正常收入很难供房。

　　（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丁建华副区长的发言让我想起之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宝庆的感叹，他说大学学费高昂，凭他们夫妻工资收入很难供孩子读大学。两人的诉苦惊人相似，共同指向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飞涨的房价与学费让副部级高官、副处级官员都感觉不堪重负，更遑论普通百姓会是何等艰难困窘！

　　必须看到的是，丁建华属“无房一族”只是极个别的特例，报道说他2003年从外地调入广州时，没赶上分房，租住政府房子，每月缴400多元。丁建华没分到房子只因他是外调官员，其他官员们则按照行政级别没花一分钱就分到了相应面积的房子，房价涨多少与他们没多少关系。

　　即使是租房子的丁建华，在按行政级别配备福利的体制下，每月花400多元想必就可租到七八十乃至上百平方米的房子，虽算不上豪华，但一家也可体面住着，免去普通市民三代同堂挤住十几平方米的人伦尴尬与痛苦。就算丁建华也要咬着牙到非理性的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其处境也大不一样，作为公职人员，他有可观的住房公积金、房补等。

　　解剖“副区长租房住”这个标本，可鲜明地看出，尽管政府公职人员和普通百姓一起承受着畸高房价的压迫，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致两代人齐上阵拿出身家性命只为有一套房子住的，却不是他们。

　　不用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公职人员凭借体制内的资源配置优势，就可将高房价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行政级别越高，这种冲击将越小。

　　高房价使普通百姓付出了沉重的经济成本，但还没有对公职人员群体的切身利益产生威胁，在此之下，一对耐人寻味的反差赫然在列：有权执行政策、监管房产市场的政府官员，对高房价之于民生的切肤之痛却缺乏基本的感同身受。面对与自身利益没多大关系的问题，除非极具使命感的官员，谁又有多大的积极性去调控房价？即使在中央严令下不得不作为，谁又会不遗余力地执行呢？

　　（修仰峰 福建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