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年伊始，有59部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与我们同行。同时，让笔者关注的还有，广州律师周玉忠就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司法解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上书。（见1月2日、3日《新快报》）

　　周律师上书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因为监督法的实施，表明公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司法解释已是一项法定权利，也意味着公民的上书能够引起监督审查程序的启动，不至于像此前的上书那样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但对律师上书意义的理解还应远不止于此。近年来，每一次的公民上书、每一起的公益诉讼都让我感到触动和欣慰。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律职业者和现代公民在对中国法治行使“监护权”，这既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进步的坚强后盾。

　　法治需要“监护人”，法治更需要锱铢必较的“监护人”。现代法治需要两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制度的因素，二是人的因素。古希腊的法学家就称，法治就是良法以及良法得到较好的执行。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法治的前提，但好的制度得到全面的执行更是法治的灵魂所在。法律制度的实施，法治的实行，离不开“监护人”。

　　在我国现阶段，从立法到执法，从司法到守法的各个环节还很不成熟。比如国家赔偿还未包含精神损害，刑事被害人还不可以单纯就精神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公民多方面的精神权利还得不到保障；网民的权益在法律上还没有着落；公益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公益侵权的法律救济还不到位，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法治监护人”指出来，发出呼吁，唤醒立法者，最终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各级立法还不统一，一些地方凭借合法的立法权，大行地方保护主义之风，限制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大肆攫取公共权力，捞取部门利益，架空了法律的权威，像强制婚检、全面禁摩、禁电、养路费征收之类的立法，迫切需要“法治监护人”发出质疑之声，把问题提交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裁决。如果不是“监护人”的呼吁，收容遣送制度也不会如此迅速地被废除。

　　另外，司法程序还不够合理，于是“监护人”不得不为一个死刑犯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大声疾呼、奔走相告；行政执法还不严格，还存在明显的观念落后和漠视人权之嫌，于是“监护人”也不得不为警察执法中的“示黄”行为而上书最高立法机关，不得不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各种弊端而喋喋不休、苦口婆心。

　　有人说，法治乃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现代法治的监护人。而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中，现代公民都是中国法治的监护人。因为“刁民”王海的打假，王刚博士状告卫生部和牙防组，以及“诉讼狂人”郝劲松的“5角钱诉讼”，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法律的实施，推进了法治进步。

　　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法治的前提，但好的制度得到全面的执行更是法治的灵魂所在。法律制度的实施，法治的实行，离不开“监护人”，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锱铢必较的“监护人”，而且，你、我、他都是中国法治“监护人”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