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人靠读书长知识，现在呢，看电视剧养学问。譬如大贪官和珅，原本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毕竟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电视剧里一戏说，识字不多的老太太小娃娃全记住了。不光知道和珅，还能借助他，记住其他有关系的人。

　　我没看过电视剧，不知道如何戏说。前一阵去高邮，当地人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和珅当年倒台，与高邮的乡贤王氏父子狠狠参了他一本有关。用如今时髦的词，就是关键时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联手告了御状，提交了一个致命的弹劾案。文化人手上的笔，用好了就是一把刀，一刀封喉。结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史料记载，抄和珅家获得的赃物，是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提到高邮文化名人，行政级别和学问排在前列的，应该是王氏父子。但是谈到俗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他们既不能和宋朝的诗人秦少游比，也不能与当代的小说家汪曾祺比。《辞海》文学分册上没有二王的名字，不入选的理由，大约是没什么众所周知的名篇。诗人和小说家生前未必太得意，死后往往会占便宜。高邮二王的深厚学问，掩盖了其文章的光芒，其实，仅仅凭奏折中那句“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便足以传世。

　　和珅是乾隆爷的宠臣，结怨天下，嘉庆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杀他顺理成章。乾隆死了，和珅末日也就到了。冒“满门抄斩”的危险，参劾权倾朝野的和珅，没有一点胜算，贸然去做，完全是书呆子的行径。高邮二王没有食古不化，他们参劾和珅的奏本，现在仍然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重读这个奏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人的正气，也可以看到王氏父子笔下流露的那种机智。

　　奏本引经据典，体现了民情，更暗合了皇帝本人的心愿。能搔到圣上的痒处，这事就好办，就能办好。表面上看，高邮二王的参奏，是文人投身政治运动的好例子，代表着中国文化中为民请命的精神。文人参政，最容易被人津津乐道，最容易被文人自己标榜。然而高邮二王的历史地位，显然不是因为扳倒了和珅。谁都知道，即使没有二王，和珅的倒台也在劫难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高邮二王是乾嘉学派的旗帜，训诂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学术地位之高，学问之精深，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似是而非，却掷地有声，认定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清政府高压下，只敢埋头做学问，都是一群天生无用的软骨头。

　　参政从来不是文人强项，做学问的人，能够埋头研究，安心工作，乐在其中就足够了。胡适曾说过，后人很难理解乾嘉学者从学问中获得的那种快乐。对于政治，王氏父子偶尔玩了一把，不足为训。巷谈坊议，别人如何津津乐道，与他们无关，都是说说而已。高邮二王的兴趣绝不会停留在这上面，否则也做不出那么大的学问。

　　叶兆言：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