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邮政日”那天，一个记者朋友上街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自家住处所属的邮局门朝哪边开。后来他写了篇报道：很多人几乎已将邮局淡忘。

　　语言文字的发展，常有字词横空出世，比如“宽带”；当然也就常有字词死掉，比如“洋火”。“邮电局”也正走向灭亡，因为邮、电已分家。以后只有邮政局、电信局，而邮局很快就会晋升到古董级别，被淡忘一点儿不奇怪。

　　有诗人写过：“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话千真万确。该记的，任它灭亡也会记得。

　　小时候，每到星期日，我都会随爸爸去邮局取报纸。那会儿爸爸正落难，蛰居在苏北一个县城。消息闭塞，读报可能是惟一了解外面世界的途径。报纸少，又都长得一个模样儿，稍微能够透过表象探出点真话的，是《参考消息》，于是一天也不愿落下。星期日邮局不送报，就迫不及待地去邮局取，顺便带我上街兜兜风。

　　去邮局那一路，是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刻。爸骑自行车，我坐前梁上。那是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老爷车”，道路又坑洼不平，简直就是沟壑纵横，所以，每过一个坎儿，“老爷车”都会发出惊天动地的颤响。孩子都有恶作剧心理，逢到这类破坏性征兆，不仅不害怕，反而兴奋不已，所以车体每一次剧烈颠荡，我都大叫一声“咕咚”，继而狂笑不止。爸终日紧锁的眉头，会随着我的大呼小叫渐渐开朗起来。

　　几年以后，社会形势好转，全家迁回北京。一个细雨的下午，迷上集邮的我到邮局索取订购的新邮票。其中有一套特种邮票取材于童话“咕咚”，我看了看，很轻蔑地扔在一边，想那童话虽美，但比起当初我和爸分享的“咕咚”，差远了。

　　扯远了，回头来说邮局。那会儿邮局真忙啊，收发信件和电报的，订取报刊的，大包小包寄包裹的———我家刚到北京那会儿，就有江苏朋友怕北方大米供应缺乏，我们吃不惯面食，整袋整袋地给我们寄一毛四分七一斤的大米……无数的情意，无数的交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再被分发到天南海北。邮局，几乎是这世上最重要的沟通中转站。

　　现在不同了，纸质的书信越来越罕见，因为被E-mail代替；物产极大丰富，商业交通都发达，北京再也不缺大米了，没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了，再有顽固的老头老太要寄包裹，会遭人笑话的；至于电报，可能只剩唁电、贺电这两个形式主义分子了，正常的电报，已被手机短信取代。你看大街上、公交车上、地铁车厢、娱乐场所……人人拿着个手机摁来摁去的，你以为他们在干吗？都在发短信呢。

　　杨葵：资深出版人。著有《找不着北》等影视剧、《在黑夜抽筋成长》等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