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约翰举起半杯红酒，“有的人会说，唉，可惜只剩半杯了。有的人会说，哈哈，还有半杯是满的。”他呷一口酒，鼓起腮帮子让红酒的美味溢满口腔，然后缓缓地吞掉，接着说，“我属于后者，乐观主义者。”

　　红酒带来的小麻烦

　　一杯红酒，又一杯红酒，这是约翰每餐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吃山珍海味，抑或一碗面条。不过，即使对乐天的他来说，红酒有时也会带来麻烦。

　　一次，约翰去新街口的一家餐厅吃饭，他点了一款标价20元500毫升装的红酒。几分钟后，酒盛在一个敞口容器里上桌了。约翰看了一眼那瓶明显不超过300毫升的酒，问服务员：“500毫升？不！” “就是这么多。”服务员一口咬定。约翰皱起了眉头。服务员赶紧说，“我去问下经理。”

　　问过经理后，服务员的答案是：“菜谱印错了，20元钱本来就是这么多，你或者要，或者退掉。”听到这话，约翰生气地嘟囔了起来。于是服务员又去“问了一下经理”，过了大概一刻钟，服务员终于带着另外200毫升红酒来了。

　　约翰喝了一口，然后耸耸肩膀：“味道很糟糕，但是我一定要喝完，因为这是努力争取来的。”

　　大巴里的义务禁烟员

　　今年7月，约翰趁暑假去敦煌旅游。在兰州附近，约翰坐上了一辆大巴车。车厢里贴着明显的禁烟标志，可还是有两位先生在吞云吐雾，狭小的车厢里乌烟瘴气。约翰走到两位先生跟前，把禁烟标志指给他们看，一位先生赶紧道歉，然后把烟头掐灭了。另一位先生似乎没明白约翰的意思，仍旧自顾陶醉在烟雾里，约翰于是毫不客气夺下他手里的烟，然后再次把禁烟标志指给他看。

　　没错，约翰有时候的确像个“刺儿头”，不过，周围的朋友都说，这样的“刺儿头”如果再多一些就更好了。

　　来到南京脱下了红舞鞋

　　上世纪90年代，约翰曾经来南京旅游过两次。他很喜欢这个宁静的城市。2004年2月，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南京外国语学校做了一名教师。

　　现在，约翰每天早晨坐校车去仙林给学生上课，如果下课早，他干脆就坐公交车回来。乘坐如此方便快捷的公交车上下班，这种事他以前在墨尔本连想都不敢想。

　　在墨尔本，约翰的时间表永远排得爆满，就和那里的公路一样。在这条拥挤的公路上行进了大半个世纪，约翰突然发现自己就像穿上了那双永不停歇的红舞鞋，而到了南京，约翰立刻觉得自己穿上了一双绿色的宁静之鞋。

　　天气第二好的地方

　　约翰始终不解，为什么南京人总抱怨南京的天气太糟。在南京，三月中旬约翰就脱掉毛衣，穿起短袖享受阳光；而在短暂的冬季，南京又总是少不了雪的美丽踪影。去过许多地方的约翰觉得，如果一定要找个比南京气候还好的地方，那只有昆明了。

　　不错的气候带来一个副产品———蚊子，约翰却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墨尔本的蚊子在咬人之前都要大张旗鼓地哼哼，你很容易发现，南京的蚊子都很斯文，往往是看到腿上的红包，才知道它已经光临过了。”

　　因此，苦恼的约翰即使在大夏天也决不光脚，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7月见到他，他居然穿着一双长及膝盖的棉袜。

　　你猜那个7月，有没有蚊子光临过约翰的腿？答案是：“来过了，南京的蚊子穿透了我的袜子。”快报记者 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