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但她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神秘的红军妇女独立师
除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三十名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兵力近三千人。她们除了担负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次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她因为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而把名字留入史册,她就是王新兰。王新兰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她常常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有一次非常神秘而富传奇色彩的战例:1935年川军刘汉雄部偷袭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五百女兵和三百伤病员,与可怕的敌人周旋。这些贫弱的女人,竟然用心而不是武器,使川军在阵前倒戈,一时间全川为之震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张琴秋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不过这支女红军的命运多舛。经过长征途中的各种战役和伤病等损耗,妇女独立师的人数减少到两千人左右,于是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参加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西路军”征战,妇女独立团最终在祁连山全军覆没。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中革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