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浮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等……

　　母亲将我们放飞

　　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的喟叹。这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就熟之感。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那晚，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呢?!

　　直到现在我才领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独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