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最后一个季度，东京地方法院细菌战诉讼审理接近尾声，还剩最后两次开庭———11月的第26次开庭和12月的第27次开庭。12名原告加上我共13人，将分别从国内各地出发赴日出庭陈述意见。各地也组织了包括媒体在内的声援人士，和原告一起赴日参加诉讼。到日本来的人多了，吃饭的事也就大了。为了节约在日本的费用，我们决定吃的东西从国内带。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第27次开庭，是“结审”，９名来自湖南常德、浙江衢州、义乌的原告，包括我，在法庭作最后的意见陈述。义乌来的四名原告，每人带了一整箱袋装方便面、一个大搪瓷杯子，用来泡面。他们给我也带了一箱，另外还有我喜欢吃的牛肉干、蜜枣，但是没有给我带杯子。在日本哪里去找那样的杯子呢？旅馆里的杯子都一点点大。幸好，《金华日报》的记者带的是比较考究的带碗的泡面，我吃了她一碗面，吃完后，把碗留下来，洗干净，再用来泡义乌人带来的面。

　　常德声援团也给我带许多吃的———大瓶小瓶的各种酱、酱板鸭、腊鱼、牛肉干等等。湖南人的食品一个字：辣，很不好对付。一般的江南人是没有能力在旅馆里就打开品味的。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居住在南京的浙江衢州细菌战受害者方时伟也参加声援团，和我，以及其他３位去出庭作证的湖南、浙江研究者、媒体人士一起去东京。那次，我自己在上海准备了方便面，考虑到方老年纪大了，又是高级知识分子，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真空包装的荤、素菜。诉讼活动完后，我们用这些“干粮”，在旅馆走廊里，第一次请那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诉讼的日本朋友们吃了一顿饭。日本人都说中国的泡面味道好。

　　２００５年７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时候，我又照例带了一整箱的方便面和食品。三个搞细菌战调查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民晚报》的记者，跟着我一起到东京。记得那一次，义乌来的数十人的声援团已经不吃方便面了，他们的食宿都是通过旅行社安排的。

　　跟我在一起的人还得靠这一箱泡面解决温饱，不仅如此，我们还“救济”了经费短缺的湖南经济台大型纪录片《常德细菌战》的两位编导。

　　各地带去日本的吃的东西总是有多，剩下来的都归我。多的时候能整整装上一旅行箱，我拿不动，只好从旅馆托运回家。一次，我突然想起，近藤昭二（世界著名的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原告团出庭证人）是个美食家，什么国家的风味都喜欢，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问他要不要尝尝中国的方便面。他说好。我就装了一大包送给他。不料，他特别喜欢。从那以后，每次开庭结束，我都会送一箱剩下的泡面给他。一次，在街坊邻居的party上，近藤昭二用中国泡面招待周围的日本人，大家都说味道好极了。

　　王选：曾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追究日本细菌战的战争责任。曾被评为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