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书症是这样的：走进一个庞大的书店，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出版数以吨计的书籍，身处其中数分钟，晕眩、恶心、乏力定然会从心底涌现出来，像是妊娠反应。不同的是，后者还表示存在一个新生命，而前者只会催生一种绝望感。更奇怪的是，我们本身还在为晕书症增添数量背景。

　　晕书如果算是知识阶层的知行背离现象，那么，城市人群中有更本能、更潜在的另一种昏迷———晕人。可以做以下实验，第一步，在城市中人群密度最高的地方，广场或者商店，从东走到西，周边全是陌生的面孔，纵使你在这个城市认识一百万个人，你却碰不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在人群土壤中挖掘前进时，你会想：我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地方？除了躲债方便一点，还有别的意思吗？第二步，拿着你的护照，去刚果大使馆签证，当你走在非洲大陆一个陌生的部落里时，却会意外地“邂逅”你的债主，只得乖乖还他1000块赌债。

　　这个实验证明的结论是，城市会用它巨大的数量威慑与迷惑引诱，仿佛上下两块磨盘，把你磨压得微小、扁平。与更多的人生活在一起反而让你更加疏离。任何一座城市，都只有大市民的面孔才能清晰，比如巴黎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对巴黎说的一句狠话，引用率很高，“巴黎，我来征服你了！”在我们的想象中，巴尔扎克此话应该是呐喊出来的。真实情境应该是这个外省年轻人说完这句话后，周围欺生的巴黎人笑成了一团。

　　城市的产房、机场、火车站，每天涌来无数的新市民，很难说哪一张新面孔将来就会成为大市民，城市将以他为荣。这恐怕是城市最本质的魅力，为人的价值实现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当然，越是开放的城市越能做到这点。

　　比巴尔扎克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由王贞治完成的，这个职业生涯轰出了868支本垒打的棒球之王，比棒球史上的第二名高出了68支。东京修建了“王贞治纪念棒球场”，这幢建筑可以算是王贞治征服东京（甚至是日本和棒球世界）的勋章。而王贞治是在敌意的环境里做到这件事的，从他身上，也许更能体现成为大市民的方法。

　　这个中国父亲与日本母亲的孩子，1940年出生，成人以后，听从父亲的教诲，拒绝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并不在乎付出代价———几乎被所有的日本棒球队拒绝。方法一：能坚持自己的价值。

　　20出头以后，王贞治发现得改善自己的击球方法，他于是花费数千小时参加传统的武士训练，从剑术中得到挥棒的灵感。方法二：发现他人的价值。

　　方法三：坚持方法一与方法二，直到成为大市民。

　　就是这么简单。如此就可以将自己的面目由模糊变成清晰。城市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丛林。一个人进入丛林之前，猜不出有什么收获；而丛林，同样也不知道何等人物将进入它。人与城市这种互相试探的暧昧关系，也许正是人与城市不可分离的原因。

　　连岳：著名专栏作家，专栏散见《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