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连载 9月6日见报    我的父亲傅抱石

　　“往往醉后”的背后

　　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父亲有鼻炎，直到现在，我的小学同学还跟我提起：“你爸爸就是一天到晚呼鼻子，哼，哼……”鼻子不好，呼吸不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因此父亲画画的时候，就像老牛喘气，鼻腔里发出很大的声音。可是，父亲却强烈地陶醉其中，那种气氛能够影响周围的一切。他画画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一直画，一直画，情绪变化很大，像演戏一样起伏不停，并随着画面情况的不同，不断调整自己的情绪，完全进入了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

　　每当我在画室看父亲画画的时候，我不看父亲笔底下的画面，也不看父亲怎么去用笔，就是看着父亲，看父亲的样子，看他的神情和动作，看他的一举一动……只在父亲吩咐“去倒点水来”之类，我才会稍稍离开一会儿。父亲有时候会忽然停下笔来，抽根烟，然后就跟我讲几句。那时候，虽然我不太会对答，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那种气氛。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父亲作画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上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形成的。在那个“国破山河在”的艰难岁月里，面对混沌世事，作为一个忠贞爱国的知识分子，父亲只能把他的忧怀和苦闷，通过画笔加以渲泄，以寄托他的情操和胸怀。

　　父亲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写道：“因为每周我要步行到中大上课，来往约有六十华里，必须耽搁三天至五天，所以每月只有小半的时间可利用。”家里的创作环境也很逼仄：“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原来是做门房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全靠几块亮瓦透点微弱的光线进来，写一封信已够不便，哪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

　　这些文章我原来都看过，但没有感触，后来跟二哥去了一趟金刚坡，激活了原先的印象。那间房子还在，已经堆满了稻草。父亲就是在那儿画画的，因为门对晒场，怕稻芒、麦芒飞进砚台里，父亲只好把墨盒掀开一点，舔点墨，再赶紧盖上，条件十分艰苦。大哥最近画了一张画，是以金刚坡生活为题材的，画中父亲站在这头，打着赤膊，大哥站在那头，也打着赤膊，在用火缸烘画。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父亲创作了那么多的画，仅在1942年壬午画展时就展出了一百一十幅；抗战胜利回南京时，父亲带了十三包画，之后到上海开画展，展出了一百八十幅巨制。

　　他的“往往醉后”，就是借助于酒的力量，强化他的精神脱壳，从而在新的精神层面上有更高境界的追求和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