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而对于王水连个人来说，也是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时局的动荡不安，让王水连不得不两次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呆不下去又回到南京。

　　而宝庆银楼在1937年也一度歇业。同一年前后，王水连在南京结了婚，娶了个南京姑娘黎风英，并生儿育女。在无处施展一技之长的情况下，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南京做起了并不擅长的小生意：收购银器，加工后再卖出去，倒也能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

　　1941年秋，宝庆重新复业，很多银楼、银作也跟着重新开了张。王水连从王宝记被挖到了严惠记，严惠记与王宝记一样，也接宝庆的活儿。就这样，一位艺匠与一座银楼的故事在中断了几年后，又重新连接了起来。

　　复业后的宝庆规模上比之前更大，前店后坊一共有50多人。王水连的摆件工艺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他的作品一度摆进了宝庆银楼的橱窗和展柜，供人观摩和选购。这个时期让王老引以为荣的代表作是一个宝壶。当时南京市政府要送给外宾一件礼物，便将制作礼物的任务交给宝庆，而宝庆的第一人选便是王水连。不负众望，王水连花了一个多月，用一手清绝活，做出了一个精致绝伦的宝壶，外宾拿到这个宝壶时，大为赞赏。

　　时隔多年，现在王水连本人也说不清自己何时离开了严惠记。但是他清楚地记得，解放前他单干过一段时间。也就是那段时间里，王水连收了两个徒弟。他这一生，在银作以及工厂指导别人、别人尊称他一声“师傅”不算，正式叫他“师傅”的只有这二人，“一个叫稽有于，一个叫陈庆和。”老人想了半天，从记忆深处搜索出这两个名字，徒弟早已比师傅先走一步了。

　　单干时王水连一般是替人刻金字招牌，老人还记得刻一个字是一分钱，“一天刻100多个字就是1块多钱呢。”老人还自豪地说，当时内桥下“中国银行”的金字招牌就是他刻的。

　　解放后，受政策所限，很多金银手艺人失去了工作，包括王水连。他被安排进了一家红色铁器厂，没多久又到了南京市开关厂，这一干就是20多年。

　　没有人知道，在离开自己的老本行后，王水连是否惦记过那些值得自豪的青春岁月，是否牵挂那个和自己命运若即若离的宝庆银楼。但是好像命中注定般的，1973年，王水连和宝庆银楼再度相逢。那年，曾经的宝庆银楼已改头换面为南京金属工艺厂。此时的金属工艺厂求贤若渴，加上政府提倡“老艺人归队”，于是王水连便被“抢”了回来。

　　至此，王水连与宝庆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经过40年的若即若离、分分合合后，王水连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庆人”。到1993年王水连离开宝庆时，他与这座老字号银楼已结缘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