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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到老家的时候，大姑妈已经躺在那间偏屋里，没有了一点声息。她仰面朝上，脸是蜡黄的，像是睡去了。身上的老衣是新的，可是，鞋子居然被穿反了，两只脚奇怪地扭向两边，就像她这别扭的一生。

　　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近房的亲戚，静静地蹲着，或站着，也许他们都在期待，我会怎样地号啕大哭以示亲子般的哀伤。可是，我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番表演，只是默默地蹲下来，把那双穿反了的鞋子脱下，再给它纠正了过来。

　　办丧事，正吊那一天，许多我已多年未见的堂姐要送祭桌来———按照老家的风俗，一个人死了，他（她）的女儿或侄女应该送些祭品来，主家的女眷们则随着乐队出去迎接，以示这家人丁兴旺，死去的人也显得有福气。可是，我拒绝了这些堂姐们的请求。我不想要这样虚假的繁荣，而我的大姑妈怕也消受不起。在她生前，除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直照料着她，其他人，并没有谁来———哪怕张望她一眼。

　　是啊，像我大姑妈这样的废人，又有什么资格得到他人的关爱呢？她30岁不到的时候就疯癫了，那时，她的夫家家破人散，于是孤零零一人被我父亲带回娘家，直到终老。

　　她来我家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从小开始，我就以为她本就是我家的一员。直到后来稍稍长大，发现别人家并没有这样奇怪的家庭结构，才问起我妈，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

　　大姑妈生于1922年，当时，我们家算是个大户人家，因此，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读书、礼仪、女红无一不精，长得也很漂亮。后来嫁给了一个同样很有钱的人家，那家人有点傲气，大姑妈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勤勤勉勉。有一天，她婆婆给她一条鲈鱼，说，清蒸的我已经吃得很厌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大姑妈小心接过，说，我来试试吧。到厨房，用丝瓜、生粉以及自己烹制的番茄酱，做了一道别出心裁的鲈鱼丝瓜汤。据说老太太吃得眉开眼笑，从此逢人便说，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懂事又有好厨艺。

　　然而，好景不常在，后来时局动乱，她和丈夫在战乱中走失，不足两岁的唯一的女儿也因饥饿而死去，惊吓和苦难终于让她发了疯。她的大弟———我的父亲怜她孤苦，就将她带回我家。

　　可是，在那样饥荒的年代，人人难以自保。好在，我的母亲不嫌不弃，为了能让大姑妈活下来，她每天晚上到生产队里加一份工，这样，在夜里12点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一个碗口大的白面馒头。据说，大姑妈后来习惯了，每天夜里都不睡，就搬个凳子在门口等，一听到我妈的脚步声，便急忙踉跄而起，一把抢过馒头，往嘴里塞，吃得直打噎。

　　每逢这样的场景，我奶奶就一边摸着我妈的手掉眼泪，一边骂我大姑妈是前世的饿死鬼。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大姑妈真的一点也不谗。记得我小时候，那时，条件仍然不太好，偶尔父亲从集市上买点肉回来，包饺子给我和奶奶吃，大姑妈帮着母亲把锅烧好，就退到一边去了，远远地，只是看着我吃，一边盯着我，一边还傻傻地笑，间或叫一声我的小名：立民啊，嘿嘿，立民……就这样，她和我父母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有一次，她却出了事。197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等大家都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姑妈不见了，找遍了全村也没有。母亲到附近的村庄、田野里找，仍然没有。过了两三天，母亲也消瘦了下来，嘴角起满了泡。奶奶叹着气说，别找了，死了就死了吧，你已经尽心了。可是，就在大家以为她已经死去的时候，过了半个多月，她突然奇迹般地回来了，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了几个拳头大的红薯，递给我母亲。母亲捶着她的肩膀，哭着说，大姐，大姐，你死到哪里游魂了啊，都把我急死了。大姑妈却傻笑着说，你找我干吗？我好得很呢，满地里都是吃的，比在家里都好！

　　后来，我外出读书，越读越远，每次回家，就听我母亲说，你上次走了以后，你大姑妈一连几天都问，立民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喊她吃，她也不肯吃。再后来，我带女朋友回家，旁人问我的大姑妈，你看和立民一起回来的那个姑娘是谁啊？大姑妈只是嘿嘿地笑，半天来一句：以后就回来三口子啦。然后就呵呵地笑着走开了。

　　可是，我的大姑妈，你却并没有等到侄儿一家三口来看你的那一天，甚至在你走的那一天，侄儿都没能来看你最后一面，在你临终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侄儿都没能给你倒一杯水，端一碗饭，你傻傻地心疼过你唯一的侄子，可是，又能如何呢？

　　还有，你最亲爱的弟媳妇，照料了你大半辈子的我的母亲，也没能在你生命的最后关头陪伴你。因为，去年年底，我母亲病了，被我带到南京做手术，调养。你逢人便问，立民他妈哪里去了？再过段时间，你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再看到人就低声地咕哝，立民妈跑不见了，你们怎么都不去找她？并且，从此不再肯吃东西。我的傻姑妈啊，现在你看到了，我母亲正扑倒在你的床前，哭着唤你。可是，你却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