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连载 8月30日见报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

　　“我的元首”

　　我在总理府的人事交往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总体上说，这里的关系比较融洽，很亲切。一旦跨过威廉大街的大门，地位、官衔和职务差别似乎变得模糊起来。总之，我感到至少当初是这样。

　　我们唯一的领袖是希特勒，其他所有人都在其权威之下工作。蒙克、根舍、布鲁克纳这些人全都听命于他，而我们又是和他们在一起。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感到自己从属于他。

　　我们和他说话时，总是以“我的元首”开始。一旦他结束与我们的谈话，我们一般都回答：“是的，当然！”“我的元首”。只有最老、最早的同志用“领袖”，有时在小范围内用“希特勒先生”。相反，当我们在总理府遇到希特勒时，任何人都不会行纳粹礼。只有在外面，例如当他准备下车时，我们才会在他车前伸出手臂。

　　我从未直接去找过他，向他谈及有关自己的问题。我尽量做好本职工作。是的，我对自己能够在那里工作并拥有这个职位感到高兴。我从未见过希特勒笑。在听完某个通报或大事汇报后，他会表现出满意的神情。据我所知，他从未公开流露出不恰当的兴奋或真正放开地愉悦过。

　　他有时会恭维人。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仪式后，他对身边的卫兵们说，身后这个小分队“干得不错”，他“对他们感到很满意”。有一天，老阿迪·第尔对我说，希特勒知道所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因此也知道我的名字。这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得有理，在一次外出期间，希特勒叫着我的名字斥责过我一次，让我惊魂不定。

　　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国灭亡。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常把它们放在爱娃·布劳恩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希特勒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

　　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爱娃·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没有一位同志事先给我打过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爱娃·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爱娃·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我认为，没人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