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里有没有3000万？”昨天，我向几位同仁问起了这个问题。有些突兀的问题，也让他们给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有的说：如果兑换成越南盾，估计差不多。有的调侃道：你以为我家是印钞厂啊？

　　是啊，3000万人民币，对于大多数媒体记者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可富士康愣是狮子大开口，因被媒体报道旗下公司非法用工，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和分管编委，索赔3000万。用相关人士的话说，就是我明知索赔不到，但我就是要吓懵你们这些穷记者，吓得你们远离富士康，看你们还敢不敢曝光！

　　记者经常被吓，似乎被吓得麻木了，所以即便没见过3000万，也没一个人会因此发懵。但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殷勤配合”富士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急匆匆地将那名记者和编委的个人资产冻结了，却让全国的记者都为之发懵，而且懵得一塌糊涂。

　　记者从事新闻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但富士康不起诉报社，反而选择记者个人下手，本就显得很诡异。司法界人士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规定，对于新闻记者名誉侵权案件，原则上只以报社法人为被告，如果法院已受理，当事人可以申请将被告变更为单位法人。遗憾的是，此案中的当事记者向法院提出这一申请时，却未获深圳法院支持。这不免让人生疑：当地法院是否有利益考量之嫌？网民也纷纷质疑：媒体开展批评报道，难免被批评揭露对象所怀恨，如果报道一有争议，谁都可以跑到法院一纸诉状把记者的个人资产冻结了，试问，媒体记者的权益何在？舆论监督的正义何在？

　　不知“富士康官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不管如何，就如同《第一财经日报》所谴责的那样，富士康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的做法，“将被整个中国新闻界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