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发言】

　　司法界人士杨涛先生撰文指出：“主张对富人超生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是‘刑罚迷信’的一种体现。”

　　（8月26日《信息时报》）

　　我认同杨涛先生的这一观点———超生的社会危害性尚不必要由刑罚来防止与惩治；对富人超生单独处以刑罚更显失公平。但该文的最后却让我大惑不解：“在缴纳社会抚养费问题上，对于超生的公民依法实行按其财产的比例缴纳社会抚养费，如此，经济处罚对穷人和富人都能起到震慑力。”

　　杨先生该文中已先有“刑罚对约束富人超生作用有限”的话，而下文又主张“按比例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我想问：“罚刑都不怕，还怕罚钱吗？” 对于富人超生罚更多的钱，这与主张对富人超生追究刑事责任，不正属于同一思维吗？从道义上，社会也许有理由要求富人更多地回报社会，但却不可以从法律上作硬性规定。否则的话，“富人税”也就具有征收的正当性了。

　　显然，富人超生之所以扎眼，不在于其对计划生育的危害，而在于穷富之间的鲜明对比———富人有钱，所以能“摆平一切”。但我们不能强求解决所有困局，更不能在貌似合法的前提下出台不合法的规定，比如“富人超生按比例缴纳社会抚养费或课以刑罚”。“计划生育”为解决某一种困局而生，因“计划生育”而产生的其他困局，比如性别比失衡、老龄化、胎儿性别鉴定以及富人到境外做鉴定、生育，就应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江潮信 浙江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