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连载 我的父亲傅抱石 8月27日见报

　　姐姐的故事

　　父亲一辈子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为了他的姐姐，也就是我们的姑姑。第二次就是我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第三次是因为我大姐生病，一夜愁白头———那次父亲的头发真的一夜全白了。

　　大姐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生病的。大姐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女孩子，也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是我们家惟一一个学工的孩子，读书又好，还有组织能力，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学校老师没有一个不夸奖她的。因为全民大炼钢铁，团支书更是在火线上，晚上要挑灯夜战，炼不出钢铁来就不能睡觉。大姐是个内心很要强的人，整天绷着神经，一个月下来，她跟父母说，自己可能吃不消了。家里觉得一个女儿好不容易读了大学，能不能再坚持一两个月，等到学校放假再回来休息看病？但就这一两个月，把大姐熬坏了，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不睡觉，也不合眼，神经越来越衰弱。

　　我们家子女多，母亲开玩笑说，她是丰产不丰收，前后一共生过十二胎，只生存下了六个，我的正式排行是第九，现在是老五。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母亲在父亲去日本后生下的，不久夭折；在我二哥下面还有一个女儿，叫三毛，漂亮得像小仙女，父母非常喜欢，但在桂林逃难途中，因为生病没有药，也不幸夭折。大姐生下来后，以为是最后一个了，便取名小小。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却不幸患病，父亲的揪心可想而知。

　　父亲对大姐真正是当作宝贝来养的，母亲不止一次用白居易的诗来形容父亲的爱女心切：“她可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啊！”大姐住院，父亲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视，得知女儿便秘，就买上香蕉，给女儿润肠，还特制一个本子每天记录大姐的排便情况，次数、干稀等。一天，父亲从医院回来，掏出本子叙说女儿情况。母亲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比太史公还强些。”父亲一时懵在那里，不明白母亲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的缘由，诧异地问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表扬我？”母亲幽默一笑：“太史公写《史记》，你傅抱石记屎（史）！”

　　为了治好大姐的病，父亲有点病急乱投医，听说山东有个名医叫刘惠民，曾经给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林彪都开过药方，就请过来问诊开药，开的是虎狼药，而且吓死人地贵，一副药时价六千块，比现在六十万还贵，什么犀牛角之类，吃了不见好，反而越发加重。

　　大姐因为这病，从来没有出去正式工作过，父亲心疼她，一有空就陪大姐散步，还盯着我们到医院去看望大姐，并鼓励她画画，带她出去写生。

　　大姐的病时好时坏，她自己清楚这一点，努力在调整自己、适应自己。她最大的办法就是坚持每天早晨起来画画，作为心理排遣，时间掌握得比我们还准确。她多画唐诗，把东西画得很美，有层次，还不时写下文字记下自己的感受。

　　父亲去世后很久，我们都没敢告诉她，怕她受到刺激。时间一长，她慢慢知道了，但从不追问，每年清明上坟，她都把头埋得很深。母亲去世后两年，我们也没有告诉她实情，只说母亲有病住在医院，到第三年她就不问了，心里洞明。前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时，我们子女为父母做了一个合葬墓，大姐站在墓前，长久不愿离去，仿佛在跟父母亲说，她在努力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孝。

　　二姐跟大姐相反，是个有小姐脾气的女孩，哭起来能哭得天翻地覆。二姐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在广西桂林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香港居住，然后又定居加拿大。现在她女儿回国工作，她又跟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