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8月27日见报 连载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

　　女秘书及侍从

　　女秘书们几乎无时不在，她们同样是希特勒的随从，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我们经常碰到她们，但和她们的关系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工作上，我们很少需要和她们合作。即便我承认自己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过特殊关系，但她们对我们的态度十分谦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天说地，彬彬有礼地讨论某个无关紧要的话题，但也仅此而已。我从未用“你”称呼过她们。我们的上司甘什似乎更开放。在突击队，他与她们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

　　乔安娜·沃尔夫资历最老，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她就加入了纳粹党。我第一次碰到她时，她已经在希特勒身边效力了十几年。她很文静，语气有时很和蔼，她在小组里有点像是荣誉秘书。我和她交谈不多。希特勒则最喜欢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别名“达拉”）和克丽斯塔·施罗德两人做事。

　　我后来才知道，克丽斯塔·施罗德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纳粹党。她是个极严肃的女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言谈举止上。达拉是希特勒最宠爱的秘书，生长在柏林，30来岁，说话率直，带有一种非常容易辨别的口音，无论她在什么地方，都能营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达拉和埃克哈德·克里斯琴结婚后，于1943年离职，她丈夫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得力助手。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半年后重返岗位。希特勒对她的离去是伤心还是惊讶？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肯定希特勒没能留住她。我们中的一员如果想离开总理府，也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后来就看到过两三次。

　　达拉走后不久，特劳德尔·汉普斯取代了她。我清楚地记得阿尔贝特·鲍曼前来介绍这位年轻姑娘的那一刻，刚满20岁的她显得疲惫不堪，十分腼腆，而且有严重斜视。她患有斜视症，后来在希特斯加登一家医院得到根治。她也很快决定嫁给我的一位好同志，名叫汉斯·容格，是希特勒的侍从。

　　不论何时何地，希特勒身边总是跟随着一名侍从，如同秘书一样。除汉斯·容格外，希特勒也很依赖武装突击队成员奥托·梅耶尔、海因兹·林格（他是个狂妄的家伙，不太友好，野心勃勃，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我们突击队的头目）、威廉·阿恩特（也是护卫队的一名老兵）以及奥古斯特·赫尔曼（我已记不清是赫尔曼还是巴斯曼）的服侍，赫尔曼来得要晚些，我和他的关系更密切。

　　卡尔·克劳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同志，曾在护卫突击队服役，多年来一直作为侍从守护着希特勒，就像人们后来向我描述的那样。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第一次解除了他的职务。当时，他俩都在前线，在敌方领土上。克劳斯当时没有任何防备，从一口井中取出水并倒入希特勒的杯中。他做事过于匆忙，事先没有核实井水是否受到污染甚至被投毒。希特勒很快发现，杯中的水不是他常喝的法辛格牌矿泉水。于是，克劳斯被派到了德国的一支海军部队。1943年他受伤后，希特勒重新将他召回身边工作。这一时期，我经常碰到他。返回后不久，他因朝希特勒司令部食堂的一盏灯开枪而最终被送往前线。克劳斯当时没有喝醉，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枪法很准。

　　希特勒身边总是跟着不同的医生，我说不准他是否患了某种疾病，是否在服用某种药物或特殊制剂。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是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我们知道他患有胃病，但不会知道得更多。希特勒有意不让自己流露出有关身体状况的任何细节。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身边随时都有医生，经常给他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