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张生教授说，第一次看到我的印象是背着一个比人还要大的包，里头装满了书。

　　那是2000年末，包里装的书，是刚翻译出版的《死亡工厂》，这是已故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教授关于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专著。这本书是直到目前为止英语圈里仅有的几本关于日本细菌战的专著之一。

　　那天，我是应民国史研究中心邀请，给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做关于书的介绍。这是我，一个非历史专业的硕士，生平惟一一次给历史专业的博士生“上课”。包里的书是拿去“推销”的。那次讲座是南大历史系出身的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连红教授力荐促成的。中心在我演讲完后，买下了我包里装的20本书。据说是张连红教授买的单。

　　背上一包书到处去卖，不算什么，费点体力而已。虽说也遇到过一些小小的意外，比如说，我以为那本书会在我的老家、诉讼发源地义乌受到欢迎，就让我弟弟帮我把两大包书扛上火车，兴冲冲地驮到了义乌。找到一位当地的老熟人，对方说，“王老师，这里都是做生意的人，这本书的名字晦气，书皮也是黑乎乎的，在这里卖不行。”

　　这也许就是我们几个译者为什么一定要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一段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么重要的历史，却是由美国人写就的。这个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国人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

　　这本书从一开始找人翻译就不容易。在关注细菌战问题的留学生里，正经学相关专业的都没工夫，最后总算凑起3个人，都是非专业的，一个叫徐兵，东京大学工科博士，南京大学毕业，一个是徐兵介绍的朋友，刘惠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毕业，还有我自己，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

　　我们三个动手翻了，才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愿意来。一开始，参照刚出版不久的日文版第一版翻，可我很快发现许多地方日语表达和英文原著有距离，赶紧通知徐兵和刘惠明参照英文版。他们两位英文基础好，就看着英文原著，参考日文版的有关内容翻译。我负责修订他们两人的翻译。三个臭皮匠，都对自己的翻译水准不放心，于是就互相打电话来探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那段时间，我家的电话费单子竖起来比一人还高。徐兵把译稿来回改了三遍，我也跟着改了三遍。刘惠明中途学成归国，到南京办律师事务所（现在担任细菌战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大热天，他忙着送来一大堆手写的稿子。那时我还不太会打汉字，我弟媳每天下班回来帮我往计算机上打。后来，翻译稿、修改稿一大堆，实在来不及打，我就让弟媳每天上班送打字店，下班取回家。眼看剩下五章怎么也找不到人来翻初稿的时候，黑龙江省社科院的历史学家杨玉林来电话说他翻了那部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书出来后，说是背着到处去卖，其实还是送的多。徐兵把他稿费换来的书，都“捐”给我去送人，我自己那份稿费换来的书自然也是用来送人的。虽说打字费也没有挣回来，但《死亡工厂》中文版的出版在历史学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也使得这个历史问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从那以后，我省了很多磨嘴皮子的力气，“喏，看去吧，这里面都有，美国人写的书。”

　　王选：浙江义乌人。曾与浙江、湖南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共180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追究日本细菌战的战争责任。曾被评为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