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事后详查，刺杀行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病死日本

　　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外号“刘一帖”。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但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做手术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最多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慢性毒药，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发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陈璧君的胞弟)在广州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匆匆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情人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密电发到广州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日军的试验品

　　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龟田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

　　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据《文汇报》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