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明代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朝代；无论是太祖成祖的刻薄残酷，还是英宗武宗的好大喜功，以及嘉靖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直至崇祯的刚愎自用，种种荒谬，都让人不禁奇怪这个朝代的统治何以延续近三百年之久。本书帮助你解答这个困惑。

　　连载 7月20日见报    明朝十七帝

　　空印案

　　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

　　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因此，他要老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他要求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的，即使没有文引（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朱元璋不相信官员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告，上告人越多就越相信。

　　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这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然而，一般的监督和常规的制度并不能使贪官污吏感到震慑，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

　　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件大案———空印案。

　　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要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信，逐级核对无误方可通过，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户部要予以驳回。这时地方官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特别是边远地区，动辄数月，地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1376年），这种使用空印文书的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了，他认为各地方官存心欺蔽，“其中有奸”，大怒，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为哥哥郑士元上书诉冤，说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印文书不应治罪。

　　郑士利事先已料到，如果给朱元璋上书，肯定会招来杀身横祸，但他希望“杀我，生数百人”，要以自己的死，换来数百人的生，因此冒死上书。朱元璋果然大怒，追究主使者。郑士利说：“只看我的上书是不是有用就够了，为什么要追究主谋呢？”朱元璋不为所动，结果郑士利还是被定罪，与郑士元一同罚到江浦做苦工，数百名用空印的人被处死，牵连者无一幸免。

　　一个为人请命，为国言事，敢拼死而谏；一个铲除奸邪，坚持到底，决不留情。迂而直，朴而鲁。只为信念、理想，生死置之度外，褒贬在所不计。不管他们谁对谁错，读史至此，能不感慨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