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的那段日子里，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好多知识。给我们上课的也都是北大的著名教授。尽管当时我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非常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几节课下来，就解决了我们在中学里几年没能解决的问题。

　　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名，经历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略述在此。

　　天上掉下个上大学名额

　　1969年，我入伍进四川，分配在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维护队（连）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的8月22日，也就是1970年的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到重庆出差刚回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高考，我没能上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大学，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很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他回答我说：“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地（第）安人闹革命。”还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一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又知道了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三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当时，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是为中印边防备战做准备的。

　　江青姚文元参加开学典礼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往届生早已离校，北大校园里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到处荒草萋萋、废纸遍地、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实施，因为太脏、垃圾太多，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某某某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某某某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大会。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走了。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曾红得发紫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她就应付了几句。开学典礼的第二天，就进入了正式上课学习。除了个别系，大多数系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内容和“文革”前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学员们每天只能听工宣队和军宣队摆布，上文化课的时间很少。

　　有的大学生只小学毕业

　　当时，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有的人听不懂课，有的人记不了课堂笔记。为了弥补这些工农兵学员的文化不足，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安排在可坐百人的小教室里，谁知道需要补课的人很多，每个系里都有，没办法就挪到大教室。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多达千人听课，学校就干脆安排有关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几节课下来，就解决了我们在中学里几年没能解决的问题。

　　教授充当门卫打扫厕所

　　工农兵学员刚进入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科研、教学、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没有恢复自由，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一位姓马的教授充任，楼里厕所的卫生就由日语专业的一位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

　　有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那位看门的马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对他的忠告很是感激，当时就认为，他是一位可爱的师长，不是什么“坏人”！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攀谈，很受教益。

　　当时，造反派连一些大师们也不放过，也收拾他们、整他们，我在校园里就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的大东北角宿舍区，橐橐地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

　　季羡林掏出一千元交党费

　　泰斗级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当时校方专门把他从江西五七干校叫了回来，专门负责我们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工作。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又十分真诚。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这些解放军学员的宿舍里，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

　　当时，北大教师之间，派性很严重，有人借清查“516分子”之机，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当时，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机可乘，阴谋落空。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给大家说清楚，放下包袱，解脱出来，参加教学工作；是党员的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季羡林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决定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就掏出身上带着的补发的1000多元钱工资，交纳了党费。在当时，这10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拿它可以买近万斤面粉、可以给上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值得说及的是，在我们结业离开北大的时候，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他们不顾年老体弱，大老远地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擦着眼泪，撵着、跑着挥手致意，足见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结下的师生情意、同志情意是多么的深厚。

　　天安门城楼前见到毛主席

　　我们入北大不久，就接到上级通知：国庆节要举行大游行，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家，从现在开始，进行队列训练。

　　一开始安排我们每周六下午在大操场练正步走，“十一”前几天，又集中练了一个星期，练得腿都肿了，可大家的劲头丝毫不减，一点也不马虎。国庆游行的前三天，我们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晚上学校用大卡车把大家拉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编队、彩排。“十一”前一天晚上彩排时，用卡车拉来了一些崭新的肚兜连裤的蓝色工装和白衬衣，让解放军学员全部换上，充当工人参加游行。

　　“十一”那天，我们凌晨三点起床，换好衣服。洗漱后，每人发了两段香肠、两块面包、一个苹果，就坐上卡车出发了。卡车把我们拉到东长安街北京站的东边，下车后我们就在那里列队坐下等候命令。当时，游行队伍组织得很严密，120人一个方队，10个方队有一辆彩车。马路边临时搭建了很多厕所，也安排了很多茶水供应点，解手、喝水都很方便。等啊等啊，等得大家心急火燎的，可游行就是不开始。

　　大约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知道游行就要开始了。游行踏着进行曲的节拍进行，游行速度时快时慢，大概在11点多钟的时候，轮到我们方队过天安门了，这时恰巧碰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检阅台进休息室休息。我们这些解放军学员，大都来自边陲，进京不容易，错过今天，再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大家手挽手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口里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定在那里不动了，任凭总指挥在扩音器里高声呼喊、高声劝导。僵持了几分钟，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真出来！这时，我们也不管队形不队形，都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往天安门城楼下拥。由于我们的队形太乱，致使这段画面，在制新闻纪录片时，被电影制片厂掐掉了。

　　一年后，我就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

　　（李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