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 刘波澜

在老家，一到秋天农忙的时候，随便走进哪家厨房，保准能看到灶台中间围着火口摆放着一圈煮熟的红薯，有的甚至是底一层上一层，两三层整整齐齐码放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乡民们很少有空闲的时候，秋收时节尤其忙碌。一忙起来，做饭、吃饭就没了准确的钟点。煮上一大锅红薯，放在灶台火边，不管是大人从地里劳动回来，还是孩子放学从学校回来，饥肠辘辘时，就可以先来上一个垫垫肚子。

打记事开始，在我印象当中，几乎每天都要吃红薯。那时，红薯比玉米、小麦产量高，对土壤、水肥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田间管理也相对简单，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的主粮。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主粮已被小麦、玉米取代，而今的红薯，已不再是当年缺吃少穿时单纯的饱腹之物，因其营养丰富，富含膳食纤维，已升级成为城里人都在追捧的绿色有机健康食品。乡民们虽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种就是三五亩，但家家户户多多少少还是会种个二三分。

奶奶在世时，时常对我说：“红薯可是你半条命。”后来长大一点我才得知，原来在我出生后，母亲因体弱多病，乳汁分泌严重不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全家束手无策，正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是奶奶想出了办法，她用煮熟的红薯，一点一点地精心喂养我，把我拉扯大。可以说，是红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让我对它有了比其他人更深的感激和眷恋。

多年前，读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书中写到，1962年秋天，高密东北乡经历了三年的粮食歉收后，红薯获得大丰收。村民们因此得以饱腹，随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婴儿，被小说中“我”的姑姑命名为“红薯娃娃”，以纪念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联想到自己幼时与红薯的不解之缘，虽说我并不属于小说中所写的那批6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可我似乎也能算作是吃红薯长大的“红薯娃娃”吧。

或许正是吃红薯长大的缘故，一直以来，我对甜食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即便时至今日，家人反复提醒甜食高糖高热量，多吃不利于身体健康，但对此心知肚明的我，在面对甜食时，仍然是毫无抵抗之力。

小时候，每到秋天，放学回家，家里总是空无一人。大人们都到地里收秋去了，他们忙得四脚朝天，不但自己顾不上吃饭，也没空赶回家给还没放收秋假的孩子做饭。上了半天课，从学校走回家又爬了半天坡，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一看到灶台上火口边那一圈煮熟的红薯，心里的怨气立马消散得无影无踪。吃上两个煮红薯，就着水缸喝上半瓢凉水，便算是一顿饭。山里的孩子懂事早，体谅大人劳动的艰辛，不吭不哈地吃过饭，背上书包就又往学校去了。

煮好的红薯搁在灶台火口边，始终保持着温热状态，靠近火口中心的，温度要更高一点，这样既便于随时取食，多吃几个也不至于积食伤胃。若连续数日把红薯放在火口边，随着水分被火烤得逐渐蒸发，红薯会慢慢收缩，最终变成干瘪而紧实的红薯干。相较于刚出锅的软糯红薯，红薯干有更强的韧性和嚼劲，同时甜度也更胜一筹，其独特的口感与风味，与现今的牛轧糖颇为相似，深受孩子们喜欢。

除却红薯干，还有一种煮红薯时产生的副产品更受孩子们欢迎，那就是“糖稀”。糖稀，并不是专门控制时间和火候制作而成，而是煮红薯时偶尔不经意间形成的一种黏稠物质，其稠如膏，其甜如蜜。当然，糖稀的颜色为红褐色，远比蜂蜜颜色要深得多。糖稀的形成有一定偶然性，并不是每次煮红薯都会产生糖稀，所以，很是稀罕。遇到锅底满是糖稀的时候，奶奶会舀上半碗玉茭（即玉米），在铁锅里炒得焦黄焦黄，然后用糖稀把炒熟的玉茭滚成一个个金黄金黄的圆球，一人一个分给孩子们吃。有了糖稀的加持，香气扑鼻的炒玉茭变得更加甜香可口。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如今，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老家，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但每到秋天看到街头巷尾卖烤红薯的小摊，脑海里立马就会浮现出老家灶台上火口边围着一圈红薯的画面，就会想到韧性十足的红薯干和金黄诱人的玉茭球，即便深秋时分寒意阵阵，心里却温暖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