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关于15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黑死病研究著作卷帙浩繁，但绝大多数研究选择从宏观层面诠释解构，本书另辟蹊径，将目光聚集于黑死病疫情集中暴发的一个普通乡村——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沃尔夏姆村：“在14世纪中叶，这里是一个人口繁盛的村庄，有1000多名居民，或许甚至超过了1500人。”全村农田超过2000英亩，除了少数园主或领主拥有土地外，其他约300户家庭是佃农或者直接替园主打工者。 本书所列人物与事件，均是本书作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约翰·哈彻在仔细研读现存史料基础上，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杜撰”而来。

黑死病的威名令人谈之色变，这轮疫情导致全球7500万至1亿人丧生。具体到沃尔夏姆村，短短八周时间内，黑死病便夺去约一半人的生命。对于这轮疫情，一开始沃尔夏姆村的人们只是从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那里获取一点道听途说的信息，人们确曾设法抵抗这种病菌的侵袭，但对抗的方式却是充满传统道德感，比如认为传染病只会夺走那些心怀不轨者的生命。

面对恐怖的疫情，各种奇谈怪论沉渣泛起，进一步加剧了空气中的恐惧情绪。人们总是凭空幻想出各种奇怪的防疫方式，比如让空气变得更具有香气，认为香气可以杀死病菌，然而，一些人很快便发现，病菌并没有饶过那些鲜花国度，或者说病菌在那些国家丝毫没有放慢传染速度。另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想出了用恶臭刺鼻气味去“杀死”病菌，结果仅仅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串串荒唐滑稽的印迹外一无所获。

当发现倾尽全力依然无法阻挡住病菌时，一种歇斯底里的极端情绪于是弥漫在沃尔夏姆村的上空。“疫情让所有人都产生了极端的反应”，一些人开始放纵自我，及时行乐，等待死亡。人们曾经严格遵循的道德秩序几乎崩溃，“在死亡的屠戮下，自我奉献的高贵动机让人不堪重负，无以为继”。照顾病中亲人，无论父母、妻儿还是兄妹，不再成为人们自认为与生俱来的道德义务。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文主义作家、诗人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这段历史的细节也有过许多让人惊掉下巴的描写：“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更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由他们被命运摆布……”

在哈彻的笔下，沃尔夏姆村的人口遭到病毒“腰斩”，也导致既有秩序的土崩瓦解。首当其冲的便是劳动力出现了紧缺。“大量工匠——鞋匠、织布工、裁缝、鞋皮工等等——在沃尔夏姆村和周边村镇消失了”，物价开始上涨，生者除了要对抗病菌，还要对抗饥饿。不过，凡事利弊相间，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意外给女性从事更多社会工作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就业“机遇”，女性首度从法律层面获得就业政策支持。

秩序瓦解，重建却出现分歧。有人迫切渴望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有人则决定改变未来。疫情过后，沃尔夏姆村的领主们幻想雇用者像以前那样服服帖帖，然而过去老实听话的村民却不愿再忍受先前那样的低报酬高强度劳动——过去为有口饭吃，不得不苟且偷生，随着劳动力的紧张，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雇毕恭毕敬。

沃尔夏姆村只是欧洲的一个普通村落，这个村落里发生的一切，也是整个欧洲遭受黑死病肆虐的特写。病菌将沃尔夏姆村残存的伦理底裤撕碎扯烂，一片不剩。随着原来信仰的坍塌，文艺复兴之火被点燃。如果将历史的视角拉得足够长还可以看到，黑死病颠覆了人们沿习数个世纪的生活理念，享乐文化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选项，消费型社会得以生根发芽。某种意义上，黑死病为一个世纪后的工业革命埋下了重要伏笔。